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今年“兩會”有一個熱話，為民營企業解困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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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困難較多，總需求不足仍是主要矛盾。穩住全國經濟大盤，應該國企民企兩條腿一起跑。
民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舉一個數據，2022年我國貿易順差為8776億美元，其中民營企業貢獻11,549億美元，貢獻率132%，國企的貿易逆差為4476億美元。
這一比較我們看到，中國民營企業在賺外匯，國有企業在花外匯，可見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
正如党的二十大在重申“兩個毫不動搖”中，首次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再次肯定我們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高品質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主體，也是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多元經濟體的重要基本盤。
為什麼總是過一段時間，政府就要給民營企業加油鼓勁？是我們民營企業“躺平”不願意發展？
我認為，問題出在相當部分政府部門一定程度上，未能激發民營企業的積極性。為此，我有幾點建議：
第一，要為民營企業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提振市場主體信心。
現在的問題在哪裡？我認為，市場主體的預期經常被擾亂。
好的營商環境，是政府當好裁判員也當好店小二，對市場主體“有事服務，無事不擾”。
深圳在這方面做得很好，當地有個說法，“企業沒有事，政府不插手；企業有好事，政府不伸手；企業有難事，政府不放手”。
坊間還流傳一個故事，有人問大疆創始人汪滔：在企業初創期，深圳為大疆做了什麼？他回答：什麼也沒做，這就是最大的幫助。
而在有的地方，對民企“太關心”“太惦記”，隨便一個部門都想找個正確的理由摻合到企業裡，弄得政企邊界很不清楚，也讓民營企業覺得“看來還是不放心啊”。
提振民營企業信心，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有一貫性，特別是在地方政府財政困難越來越大之時，中央政府是否可以多擔當一些？
財政部門說“誰家的孩子誰家抱”，其實地方生的“孩子”也姓中國，且不少“孩子”在地方按上級要求幹了不少事，經常要求我們民營企業配合，但負的債則留在了地方，民營企業收不到錢比比皆是。
其實，我們不少民營企業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不斷遇到困難，然後把困難變得不困難，再去挑戰新困難。
因此，提振市場主體信心，才會促使企業有新的發展。
第二，對民營企業要分類指導，幫助他們跟上高質量發展的步伐。
民營企業有兩大類，一種是創新型企業，包括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管理和組織創新等，懂得抓住機遇謀求發展。
另一種是套利型企業，搭在政府優惠政策、產業政策、鼓勵方向上，尋租套利是盈利生存之道。
對於創新型企業一般不依賴地方財政優惠，只希望地方政府能夠在創新環境、營商環境、法治管理等方面創造條件。
事實上，有為政府往往在企業無法解決的困難，如實驗室、技術平台、稀缺人才引進等方面給予支持。
如能快速解決這些問題，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快速增長，對企業轉型至關重要。
尤其在綠色城市、智慧城市、宜居城市空間等方面的努力，對吸引和留住一流全球化研發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設計服務、專業服務人才和機構，對企業轉型更是核心關鍵。
第三，依法對民營企業監管，是政府公權力的職責，不能過於隨意性。
政府要從維護市場規則的角度監管企業，堅持市場經濟的常識規律和底層邏輯，堅持法治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在當前信心和預期非常脆弱的環境下，要審慎出臺對經濟、社會、民生影響較大的非經濟舉措。
主管和監管部門希望推動民營企業搞創新、搞綠色、搞民生，讓員工過有尊嚴的生活等，這些方向是對的，但推出的政策要求不能太激進，要讓民營企業可以承受。
特別是受三年疫情的影響，需要給企業一個恢復期和喘息期。
第四，支持民營經濟發展，要讓企業家放心創業、幹出事業、成就偉業。
我們經常聽到政府對企業下指令時，口頭禪是“既要、也要、還要”，既要轉型創新，也要提高稅率，還要賦能政治標準，要做全能企業。
我希望在對待企業上，有要求也要真幫忙，重點解決融資、招投標、市場准入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決不能掛在嘴邊、停在紙面。
對政府作出的承諾，要堅決兌現到位，不開空頭支票。
我特別認同前政協主席俞正聲曾經說過的一段話，他說要尊重和保護企業家，把他們當朋友，經常和他們交談，讓企業家有安全感、榮譽感和歸屬感。
這些話不多，讓人心很暖。
如果我們的各級政府和領導都有這樣的胸懷包容民營企業，這樣的心態愛護民營企業，真正把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當成自己人，我相信，我們所有的企業家必定會與黨同心同德，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進程中再創偉業，中國也一定可以出現偉大的企業和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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