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據政府公佈的資料，清明節及復活節，香港口岸人流回復三年前的高峰，每天達幾十萬人次。
通關，讓市民可以自由而方便地回鄉、探親、公幹，口岸再擁擠也充滿喜悅的。但個別人回內地的“不適應症”，需要特區政府加以改善。
有一位朋友疫後回內地，行前滿懷欣喜，回港後向我大吐“苦水”，感覺對內地的“新生活方式”很不適應，甚至有點彷惶。
這個故事折射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存在的問題，如果兩地的技術性隔膜不加快對接，市民回內地的熱情又會冷清下來。
我的朋友于近日到訪北京，在酒店安頓後想去拜會老朋友，站在路邊招手的士半小時沒有一輛停下，她很生氣，問酒店服務員為什麼北京的士敢拒載乘客？
門童解釋計程車大多都有了網約，早已被用户下了訂單，而且網約車價格各有不等，除一般的士外，還可以有價格貴一點的專車服務，也可以由網上編配與順路的陌生人拼車，這些都需手機下單。
無奈，朋友只好請門童幫忙網上呼車。如果地點不遠，乾脆步行前往。
還有更難堪的，朋友到一家特色餐廳，招手叫服務員拿餐牌點菜，服務員指桌上的碼，要求自行掃碼點餐並結帳，然後才能獲得送餐服務。
由於朋友手機沒有與微信支付或支付寶捆綁，無法付費，只好轉去街邊用現金買食品。
朋友對北京的兩天經歷，確實感受不愉快，但體會了內地人早已進入手機生活新時代。
“手有一機，行走萬里”，這是內地平臺經濟迅速發展的結果，將“雲服務”與人們的生活密切聯繫一起，既搶佔了經濟新增長點，也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香港制定智慧城市藍圖已經有若干年，政府在施政報告中也多次提及，但大家覺得科技金融、創新經濟只是口頭語言，離大家生活仍是“遠在天邊”，沒有更多的實際體驗。
過去，我們有引以為驕傲的“八達通”，率先將一卡多功能化，除了交通使用之外，還可以在便利店、菜市場等地方作為支付手段。一些銀行也跟隨開發了信用卡“閃付”等功能，意即購物時一拍即付。
2001年馬英九以臺北市長名義到訪香港時，也認為香港的“八達通”很便利，對臺灣是一個很好的啟示。但20多年過去了，香港還是“八達通”，在智慧化方面幾乎沒有新進展，大大落後於內地的“雲技術”、“雲服務”。
這種落後，暴露了香港有兩方面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一是香港以什麼姿態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大局？
先從小處講，內地的手機生活方式，必定往前推進，也就是說只會創新越來越多的應用場景和公私業務。
除了打個車、叫個餐外，許多生活繳費、銀行轉帳、購物銷售、醫療就診、查看物流等等，無一不是在手機上完成，真正做到足不出戶，生活不愁。
因此，粵港澳三地的智慧平臺如何對接，涉及到三地市民交流往來，以及生活方式如何相互融洽。
除了滿足生活需要外，更重要的是智慧標準化的銜接，將推動三地創新科技從研發、製造以至形成產業一體化。現在許多新科技，智慧汽車、智慧電器、智慧管理等，更需要標準對接。
如果香港在這些方面仍然不緊不慢，講了當做了，必定跟不上大灣區的發展速度，更難以適應中央提出高品質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
二是香港的創科為什麼總是慢幾拍？
香港科技園公司是特區政府于2001年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統籌和管理香港的創科資源。
但由於創辦科技園公司時，特區政府不懂得搞科技產業，科技園的主要功能變成蓋樓當包租公，與商業大廈招商無異，造成現在科技園公司主要精力被牽扯到為了租賃糾紛打官司。
要發展香港的創科業，首先要改變科技園公司的發展模式，要讓這類機構順應創科企業的需求，提供相適應的服務條件。
尤其是難得的“河套科技園”，必須改變先建設，後招租的發展模式，可以將大部分土地，拿去吸引境內外科技龍頭企業落戶，直接批地給他們，像當年引入迪士尼模式一樣。
通過引進龍頭企業到香港科技園落戶，帶動上下游產業鏈的發展，讓創科產業蓬勃起來。
前不久，香港行政長官代表特區政府和國家科技部在北京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安排》（簡稱《安排》），在六大領域加深合作，加快創新元素的跨境流動。
根據《安排》，國家科技部未來會支持香港科技人員承擔更多的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深度參與國際科學計畫和大科學工程，參與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畫；支持香港搭建國際高端交流平臺，積極彙聚海內外優秀科技人才。
有關安排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標誌著國家打開大門，讓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的創新體系。
香港應借此東風，從政府到建制派少喊口號，多做實事，拿出當年爭當亞洲“四小龍”的勁頭，再埋頭奮鬥若干年，將香港打造成具國際先進水準的創科中心。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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