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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議員問政下點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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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議員問政下點苦功

2023年05月15日 11:58 最後更新:12:17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特區政府新公佈重塑區議會方案,提出設置區議員履職監察機制,對行為表現不符合公眾期望的區議員啓動調查,加強對區議員的問責及增加其工作透明度。

具體將交由「監察委員會」進行調查,民青局局長可以根據調查結果作出處理。

對這一提議,社會上有不同的爭論,但我認為,這是方案中新亮點之一,既不違反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也對提升議會質素是一項創新探索。

履職監察機制的設立,為市民提供多一項選擇持續監察議員的表現,這對於提升議員的質素是十分必要的,是長期以來香港區議會運作實踐所欠缺的。

治病哪有不辛苦,可以說,新方案加大了區議員的問責壓力,針對過往區議會的頑疾對症下藥。

不妨回顾一下,過往每次區議會甚至立法會選舉前後,不少議員為爭曝光,種種亂象充斥議會:

表現一,反對派議員粗口橫飛、“手彈”擲官、拉隊離場、無理拉布、杯葛投票等方式等種種亂象屢見不鮮,令會議因列席人數不足而流會,嚴重破壞、削弱了地區治理。

表現二,阻撓政府施政和開展工作。他們刻意針對官員,拒絕與官員溝通,刻意阻撓官員參與會議工作,凡是政府的政策都會無理反對,讓民生議題年復一年不獲通過,完全不顧香港的整體利益以及市民的民生福祉。

表現三,空頭支票開得多,只有不斷跳票。部份議員為爭當選,承諾了不少「不可能任務」,當選後卻又「唔見人」兼「走數」,政綱沒有兌現,承諾不予履行。

與立法會不同,區議會屬「非政權性區域組織」,並不具備立法、監察政府等政治權力,其職能主要是接受特區政府就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以及提供文康等地區服務。

不過,區議會與立法會都是香港在長期治理實踐中,不斷完善並逐步形成的政治制度,其組成成員都應接基本法的要求,以行政立法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為大原則,為市民對政府施政進行監察和把關,擔當起「專業問政」的崇高責任。

確保「愛國者治港」是完善立法會選舉制度、重塑區議會为民谋福祉的初心,但在履行這一初心時,同樣也需要大力提高議員「問政」的質素。

近排有些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實在差強人意。

有個別議員放棄到大灣區參訪,卻辯稱為求人生無憾要到英國跑馬拉松;又有建制派議員為吸引眼球,打著環保旗幟,指责政府以膠板滅鼠为“不人道”,事后卻被政府部門用數據有力反駁。

諸如此類,這些無理甚至有點滑稽的做法,與新選制為議員設立的要求相距甚遠,更談不上是“愛國者治港”應有的表現。

因此,我認為對議員設立“履職監察機制”,是推動議會改革、提升議員問責質素的補充,是有現實意義的。

一是有利改善議員樹立為民服務的初心。

會議廳內,議員們以法定的程式討論政府施政,而當它具體到某一項資金的投入,某一項法律的實施,某一項制度的推行時,就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作為一名普通市民,我們希望我們的議員們,都能夠在高層次的議事平臺上代表我們,高質量地行使公民權力,直言針砭、炮轟積弊、謀劃變革,以推動更好的政策措施出臺並得到落實推行。

二是有利改變議員不擇手段「爭曝光」的劣質文化,促使議員積極有作為。

新的制度下,媒體及其廣大受眾也會更加期待議會有作為、有新風、有亮點。

畢竟,這樣動員社會聚焦矛盾問題、為民請命表達訴求,或是面對面監督質詢政府工作的機會十分寶貴。

三是有利改進對議員履职的各種監督機制。

議員與公務員一樣,都是受市民供俸的公職人員,理應接受各種形式的監督。拿公幣而逍遙苟且,實質上就是一種政壇腐敗現象。

我們不否認,與媒體的互動是議員工作的重要一環。一方面媒體有責任關注並報導議會的動態以監督議員盡責履職;另一方面,議員也希望自己的工作成果為市民大眾所知。

九十位立法會議員,以及未來幾百位區議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當選。作為新丁,「蝦碌」在所難免,工作中也常會接觸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部分可能是議員之前從未接觸過的範疇。

媒體、市民的高期待以及這類工作的特殊性,要求議員們在走向鏡頭之前要加強調查研究工作,用詳實的數據和周全的準備,認真收集並準確傳達民意。

須時刻謹記,在任期間的每一次發聲,每一種表達,都會在立法會、區議會特殊的平臺上被放大,進而起到推動社會進步、改善市民生活的作用。

希望每一位議員都能再下點「苦功」,不斷提高問政質素,善於發現並指出政府工作的缺漏之處的同時,又能夠共同攜手,彌合社會內部的矛盾衝突,真正以民眾利益至上,做到「急人所急、想人所想」。

相信在新一屆的議員隊伍裡,一定會誕生新星、留下倩影、傳為佳話。

為民謀福是大道理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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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

作者:簡思智庫,專注於粵港澳大灣區政治經濟,深度研究香港問題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 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在2023年第一季度增長4.5%,超出預期。

聽到這個消息後,主要經濟學家、相關組織和各大銀行迅速提高了對今年的預測。

現在的預期是,隨著中國從新冠大流行中恢復過來,中國今年可能會超過自己的目標並增長6%以上,雖然該國的增長和經濟因零星的封鎖和遏制措施而受到影響,但中國經濟在負面環境的浪潮中再次超出預期。

在過去的兩年裡,西方媒體不斷有文章宣稱中國的增長奇跡、崛起和繁榮現在已經結束。

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在 2022 年 11 月的一篇文章中宣稱“中國經濟奇跡的終結”。

類似這種預測的名單還很長,一年前,《福布斯》的一篇論評同樣說“中國的經濟奇跡正在終結”。

還有更多,例如半島電視臺(一家立足阿拉伯,面向全球的國際性媒體)的一篇專欄文章稱“中國的快速增長時期可能已經結束”;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亞一所獨立、無黨派色彩的智庫)的“修正中國崛起”;美國外交事務的“中國崛起的終結”;就在一個月前,《紐約時報》還曾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的崛起依賴於與西方的聯繫,而中國現在正在放鬆這種聯繫”。

針對於中國,如此多的機構都在製造相似負面內容的論述,但卻很少會從這些相同的管道聽到“美國今年幾乎不會增長”, 而可能僅僅略高於 1%。

然而,美國經濟在各種報告中總是被非常樂觀地對待,甚至聲稱美國的增長速度比中國快。

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圍繞中國經濟的預測和專家充滿了意識形態不認可和政治偏見,他們的目的不是描述事實,反而暴露了其詛咒中國制度“必須”和“將要”失敗的險惡用心。

在現在的國際環境中,對中國成功的恐懼進一步滲透進了這種對抗心理中,使人們認為中國的持續成功即證明了其自身的模式和意識形態優於西方所提倡的。

畢竟,源自於基督教的西方意識形態對它有一種“命運”的感覺,相信它是世間唯一“正確”的形態,而所有其他信仰體系本質上都是錯誤的,註定要失敗。

這個概念激發了法蘭西斯·福山臭名昭著的“歷史終結”論,直到今天他仍然相信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最終會獲勝。

這種心態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章家敦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預測2011年中國會崩潰的書而成為某些圈子的笑柄後,仍以某種方式保持了西方主流媒體的公信力。

這些人迫切相信、希望並要求宣傳中國失敗的故事,以至於中國經歷的每一次發展或挫折都會被描述為其成功具有根本性的致命傷,甚至他們認為中國永遠無法超越美國。

當然,這些文章一再提到的真正挑戰其中之一是,人口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將削弱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削弱中國的長期增長。

但這些評論員經常忽視的是,中國擁有西方社會所沒有的社會管理方式和統籌經濟範疇的能力,這足使其能夠克服經濟負引力,並以不為人知的方式不斷前進。

西方國家無法比擬中國的方式方式有很多,例如有組織有計劃高速地投資和創建基礎設施;中國前瞻性地識別和補貼增長行業(如光伏、風能等現在全球急需的新興能源);中國有能力不斷滿足自身和全球的消費市場的龐大增長規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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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權威人士多次對中國經濟下注解,以表達他們對中國經濟沒有任何好話可說。

他們不僅預測中國失敗而且還希望通過嚇跑投資者和削弱推動其增長的樂觀情緒來進一步促使它失敗。

可惜的是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正在中國發生,因為中國是世界上市場最大、製造業最全面的貿易國。

中國列車繼續行駛,儘管面臨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疲軟的全球經濟環境以及國內確實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我們不應該假裝它們不存在),但她的發展依然表現良好。

因此,關於中國最新的增長數據,以及獨立第三方的預測,能否讓全球如此多的出版物及其機構(作者)感到那麼一絲尷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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