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意研究所低調公佈台獨藏獨民調，沒有舉辦記者會，只在網上公布。而新聞公布標題也只是「香港民研發放台灣及西藏問題調查結果」。
據悉，當事人自知這樣做民調十分敏感，怕踩《國安法》界，所以想低調處理。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網上公佈台獨藏獨民調。
先看看香港民硏的民調內容。
香港民研指他們4月由真實訪問員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方式成功訪問了 1,005 名香港居民。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兩岸統一有信心的淨值為負 11 個百分點，較半年前明顯下跌。國際空間方面，贊成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的淨值為正 5 個百分點，較半年前明顯上升。另外，認為「一 國兩制」適用於台灣的淨值為負 4 個百分點。台灣獨立方面，贊成淨值為負 37 個百分點，與半年前分別不大。至於西藏問題方面，贊成西藏獨立的淨值為負 36 個百分點，較半年前顯著上升。
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調結果。
香港民硏又指，最新調查顯示，40%被訪的香港市民表示對兩岸統一有信心，50%表示沒有信心，信心淨值為負 11 個百分點，較半年前明顯下跌。國際空間方面，贊成和反對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的分別佔 45%及 40%，贊成淨值為正 5 個百分點，較半年前明顯上升。另外，40%認為「一國兩制」 適用於台灣，認為不適用的佔 44%，適用淨值為負 4 個百分點。台灣獨立方面，62%表示反對， 贊成的佔 25%，贊成淨值為負 37 個百分點，與半年前分別不大。至於西藏問題方面，58%被 訪的香港市民反對西藏獨立，贊成者佔 22%，贊成淨值為負 36 個百分點，較半年前顯著上升。
就當事人自知這樣做民調可能踩了《港區國安法》界，金牙大狀認為，的確有踩界問題。
金牙大狀話， 《港區國安法》中分裂国家罪比較直接，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他分析，如有人經常進行相關民調，突出/誇大台獨、藏獨民意，提問時故意把台灣和中國並列，就有組織分裂國家之嫌。
金牙大狀又指出，當然控方也要證明涉嫌者的犯罪意圖，會把他過去的行為一併考慮，例如是一個客觀地進行研究的學術機構，抑或是一個受資助進行民調的組織？誰是他的資助者？他的資助者有何政治動機等等。若發現是一個政治性的操作，調查者就有鼓吹分裂之嫌，不只民意調查咁簡單了。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