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黨在上週六(5月27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正式宣布解散。
一個創立17年的政黨，最後步上解散之途，可說是一條失敗之路，但這條失敗之路，也是由該黨領導人一步一步行出來的，過去十多年香港歷史轉折時刻，我見證了幾件和公民黨有關的小事，也可以作側面反映，這個黨如何步上衰敗。
第一、對23條立法出爾反爾。時光回轉到2003年，當時港府推出基本法第23條立法，社會上風雨欲來，政府為求增進社會和諧，在中央政策組下成立了一個社會和諧小組，我叨陪末席，是小組成員之一。記得當時大律師公會內一群核心大狀，已組成23條關注組，他們就是公民黨的前身(後來先變成45條關注組)，當時他們大力反對23條立法，但私底下仍與政府有溝通。
記得有一天，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與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見記者，說已跟大律師公會商議，政府決定提出讓步方案，就是後來的所謂「剥牙方案」，政府大幅調低23條的辣度，希望爭取包括法律界在內的反對派同意。當天下午，社會和諧小組剛好開會，其中一名資深大狀組員就是23條關注組的核心成員，和諧小組的成員都很關心事態發展，追問這位大狀，如何看23條立法修訂方案。當時他表態說，方案可以接受。小組成員都認為，這就是23條關注組與政府反覆磋商得到的方案。不過後來社會局面風起雲湧，到了「七一」搞出幾十萬人大遊行，包括23條關注組在內的政團馬上反水，轉過頭來反對修訂後的23條，最後方案被逼撤回。
事後回想，若在2003年通過23條立法，社會上對顛覆活動有一定的自我約束，或許不會發展至2019年的黑暴運動，又或許歷史也會改寫。
第二、參與決策毫無誠意。2005年曾蔭權上台，為了加強與各界溝通，擴大策略發展委員會，我也有幸叨陪末席，看見政府如何苦心地就不同範疇政策，拿到策發會內諮詢。當時23條關注組已變成45條關注組，其中核心女資深大狀，獲委為策發會成員，這位女大狀逢請必到，逢到必「早」，不過是早退的早。每次只見她參加會議，都只出席5分鐘至15分鐘，就施施然挽著她的名牌鱷魚皮手袋，提早離場，印象中她從未在策發會中表達任何意見，政府有心諮詢，但大狀黨無心參與。
我心想，若他們這麼討厭這個制度，大可以不參加策發會。但他們既要參加，也要爭取完美出席率，外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只是應酬式出席，對向政府進言，推動政策改變毫無誠意，但公開表演就表情十足。
第三、嚴拒政改勢兇夾狼。時光流轉到2015年，特首梁振英提出政改方案，提議按基本法，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一人一票選出特首，結果在立法會被否決。一年後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在同年5月親臨香港，政府在會展搞了個晚宴，我也在座。張德江在晚宴前約見包括公民黨員在內的10名立法會議員，再遊說議員接受政改方案。就因為張德江與反對派議員見面，晚宴本來6時半開始，但等呀等，等呀等，等了個多小時，張德江久久未出現，就因為與議員會面時被圍攻。據與會人士透露，公民黨等議員勢兇夾狼，劇烈針對政改方案，雙方討論激烈，最後不歡而散。
我心想如果公民黨當日接受了政改方案，香港有先經提名然後普選的特首，若政治不走向極端，也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回歸26年，泛民搞的政黨愈搞愈激，背後是想推翻政府，上台執政。公民黨不但在香港玩得激進，更到美國游說對港制裁。這一切都是政治選擇，敬酒不飲飲罰酒，偏要參加一場顛覆政府的運動，最後落得散黨的下場。只能說:絕路是自己行出來的。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