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台灣理性假設無效的啟示

博客文章

台灣理性假設無效的啟示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台灣理性假設無效的啟示

2023年11月28日 19:45 最後更新:23:03

台灣藍營國民黨侯友宜及白黨民眾黨柯文哲談了40多天的「藍白合」協商,終於在11月24日破局,侯友宜和柯文哲各自找了競選拍檔參選,令「藍白合」變成鬧劇收場。

事件最戲劇性是在上周四(11月23日)在台北君悅酒店辦的「君悅會」,當日正值提名前夕,「藍白合」瀕臨破局,柯文哲找了郭台銘在君悅酒店設局,希望國民黨侯友宜作最後談判,但整場「君悅會」像表演多於談判,由於柯文哲一方一早叫了記者在場等候,邀請侯友宜參會時,又擺出一個距離參選時間的電子鐘,向侯友宜施壓味道甚濃。最後侯友宜先是要求有馬英九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陪他一起參會,後來又拒絕密室協商,要求公開讓記者在席。在這種格局下,不歡而散已是命定的結果。

「藍白合」破局揭示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沒有人願意充當副手。雖然破局後傳出柯文哲的核心幕僚黃珊珊是大力反對柯文哲參加「藍白合」的黑手,但撇開兩個陣營各自有反對聯合參選的力量,關鍵是無論是柯文哲或侯友宜,都不想充當副手,這才是藍白不合的根本原因。有人說「藍白合」談判令人想起賽局理論(Game Theory),特別是從而衍生的膽小鬼博弈,兩人駕著跑車對頭開,誰怕撞車先扭軚避開的就是膽小鬼。不過如最後兩個人都不願意做膽小鬼,令兩車正面碰撞,最後大家都車毀人亡,這就好像如今「藍白合」談判破局的狀態。

二,最大得益者是民進黨。「藍白合」的本意是由於民進黨賴清德一直在民調上領先,有三成多的支持度,而柯文哲和侯友宜的支持度都是兩成多,所以藍白不合就會敗選,組合參選就勝望極濃。如今「藍白合」崩盤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

雖然在破局之後,台灣民意基金會於本周一(11月27日)公布在破局之前進行的民調,指柯文哲以31.9%支持度領先,支持度大升6.3個百分點,民進黨賴清德以29.2%支持度排第二,支持度下跌了0.5個百分點,而侯友宜只得23.6%的支持度,雖然上升了2.5個百分點,但支持度與其他候選人仍然有比較大的差距,顯示柯文哲因為藍白合的宣傳而民望戲劇性上升。但台灣這些民調是否可信仍然備受質疑,台灣民意基金會同時公布政黨民調都顯示,柯文哲的民眾黨支持度大升。藍營媒體《聯合報》就以「難以置信」四個字為標題。台灣民調可以參考但不能盡信,藍白不合受益最大的是賴清德,講到賴清德民意墮後反而有利民進黨催票。

三,理性假設無效。正如我早前說過,若以賽局理論來看「藍白合」,若雙方都是以理性去思考,應該能夠成局,因為無論侯友宜或柯文哲自己讓步當一個副手,最後能夠推翻民進黨上台執政,總比自己獨立參選最後很可能失敗為好。但當大家都不願當副手時,談判破局,就變成賭博心態,不是理性的選擇。

藍白不合,亦從側面看到台灣並無政治領袖,兩黨高層都不願意為大局而犧牲,背後是一種「理性無效」的狀況。這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思維模式相近,直至去年2月24日俄烏戰爭開始前,只要澤連斯基選擇放棄申請加入北約,並作公開承諾,戰爭打不成,但他選擇堅持,賭在美西方支持下烏克蘭可以打贏俄羅斯,如今輸掉四分一個國家。所以台灣理性假設無效有深刻啟示,不要以為民進黨繼續執政,玩台獨一定會適可而止,可以避免到戰爭,很多時政客只看短期選舉利益,衝到懸崖邊也不會懂得停下來。

盧永雄

往下看更多文章

為何需要境外干預罪

2024年02月23日 18:30 最後更新:20:18

23條立法諮詢步向尾聲,有報章撰文引述學者意見,指境外干預罪毋須帶來嚴重後果,「似乎超越單純維護國安的範圍」,擔心正常新聞工作、學術工作會誤墮法網。

對此罪名立法的必要性,值得深入探討。

相關報章的報道詳細比較23條立法的「境外干預罪」和《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一個焦點干預意圖或情節。《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要求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但「境外干預罪」無要求有嚴重後果。

背後的問題是,有了「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為何還需要「境外干預罪」?

第一,《港區國安法》要求高門檻。「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要求證明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往往是在事發之後才能證明。

舉一個例子,職工盟長年收受有「民間中情局」之稱的美國NED機構屬下組織捐贈款項,累計數額過千萬,配合NED屬下組織主導的活動,攻擊國家「一帶一路」政策會為相關國家帶來負面影響,於是推出一份所謂研究報告,大力唱衰「一帶一路」政策壓榨勞工。當大家知道這個組織是長期收取美國直接資助,然後配合美國政治議題進行所謂研究,並無做任何實質的研究工作,只是將相關資料「炒埋一碟」,就作出結論,這亦是美國政府指控中國「一帶一路」帶來債務陷阱等問題的慣技,她經常引述一些所謂「非政府組織」的報告,其實他們幕後資助這些非政府組織。在此個案中,要證明這些行為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有相當高的難度,但這又是明顯受外國勢力操控,意圖干預中央政府施政的行為。有了「境外干預罪」,就可以防止本地政治組織收外國錢攻擊中央了。

第二,外國的巨大威脅。先不論美西方國家已經大量制定反外國干預罪,控制外國干預的風險,單從近年地緣政治的變化和美國對中國的敵對態度,已經知道立法的必要。

美國中情局在2021年宣佈成立一個「中國任務中心」,這是一個針對中國的專門機構, 在中情局歷史上還是首次。可見拜登政府繼承特朗普政府視中國為敵的定位,對外加強與盟友的合作,對內大力加強政府相關組織,發動對中國的滲透和影響,已是公開的秘密。 只有《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及境外勢力罪」遠不足夠,也需要新的23條立法的「境外干預罪」,加固防護,防患未然。

第三,新聞界和學術界會誤墮法網嗎?即使立法有必要,香港仍有需要保障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所以提出相關疑問可以理解。但就現時政府建議罪行的釐定方式,要反覆證明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入罪並不容易,估計正常從事新聞和學術工作的人,不會誤墮法網。那麼哪些是「不正常」的例子?

新聞界的例子,自然是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了。黎智英案的相關案情披露,情況令人震驚,黎智英和外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不但在2019年7月香港黑暴事件高峰期,前往美國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更長期和美國國防部及駐港總領事館的現任和前任高官,保持極緊密關係,甚至可以將前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要求《蘋果》擴大報道陳方安生訪美的指示,直接轉給《蘋果》社長張劍虹,叫他執行。這種行為就跌入「參與外國政府策劃或主導的活動」,或「代其作出行為」的範疇,明顯意圖干預特區施政,恐怕正常的新聞工作者,都不會做出這種政治性行為。

另一個例子是前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2014年佔中的時候。他竟將佔中的秘書處設在港大,組織不知名的捐款,借用港大來聘用一名佔中運動的秘書,到東窗事發後,港大按規定要求申報捐款的來源,戴耀廷初期在內部不斷推搪拒不提交待捐款人的真實身份,後來就找了牧師朱耀明的名字來搪塞。利用一間大學作為佔中秘書處,借大學名義搞出很多活動來撐佔中,這不單不是正常學術研究的行為,更加是濫用大學資源進行政治活動,如果背後有外國勢力的參與,就會跌入境外干預罪的範疇。

結論是,政府訂立新的境外干預罪之後,正常做新聞工作或做學術研究的機構,很難誤墮法網。不過想利用新聞機構、學術機構或工會組織去協助外國外地政府推動他們的政治議程,甚至想推翻特區或中央政府的話,就當然會受到規管。

看看香港的往績,正正是李卓人、戴耀廷、黎智英這些人濫用了自由,逼得政府要加強規管,他們才真正是自由的破壞者。

盧永雄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