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藍營國民黨侯友宜及白黨民眾黨柯文哲談了40多天的「藍白合」協商，終於在11月24日破局，侯友宜和柯文哲各自找了競選拍檔參選，令「藍白合」變成鬧劇收場。
事件最戲劇性是在上周四（11月23日）在台北君悅酒店辦的「君悅會」，當日正值提名前夕，「藍白合」瀕臨破局，柯文哲找了郭台銘在君悅酒店設局，希望國民黨侯友宜作最後談判，但整場「君悅會」像表演多於談判，由於柯文哲一方一早叫了記者在場等候，邀請侯友宜參會時，又擺出一個距離參選時間的電子鐘，向侯友宜施壓味道甚濃。最後侯友宜先是要求有馬英九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陪他一起參會，後來又拒絕密室協商，要求公開讓記者在席。在這種格局下，不歡而散已是命定的結果。
「藍白合」破局揭示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沒有人願意充當副手。雖然破局後傳出柯文哲的核心幕僚黃珊珊是大力反對柯文哲參加「藍白合」的黑手，但撇開兩個陣營各自有反對聯合參選的力量，關鍵是無論是柯文哲或侯友宜，都不想充當副手，這才是藍白不合的根本原因。有人說「藍白合」談判令人想起賽局理論（Game Theory），特別是從而衍生的膽小鬼博弈，兩人駕著跑車對頭開，誰怕撞車先扭軚避開的就是膽小鬼。不過如最後兩個人都不願意做膽小鬼，令兩車正面碰撞，最後大家都車毀人亡，這就好像如今「藍白合」談判破局的狀態。
二，最大得益者是民進黨。「藍白合」的本意是由於民進黨賴清德一直在民調上領先，有三成多的支持度，而柯文哲和侯友宜的支持度都是兩成多，所以藍白不合就會敗選，組合參選就勝望極濃。如今「藍白合」崩盤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
雖然在破局之後，台灣民意基金會於本周一（11月27日）公布在破局之前進行的民調，指柯文哲以31.9%支持度領先，支持度大升6.3個百分點，民進黨賴清德以29.2％支持度排第二，支持度下跌了0.5個百分點，而侯友宜只得23.6%的支持度，雖然上升了2.5個百分點，但支持度與其他候選人仍然有比較大的差距，顯示柯文哲因為藍白合的宣傳而民望戲劇性上升。但台灣這些民調是否可信仍然備受質疑，台灣民意基金會同時公布政黨民調都顯示，柯文哲的民眾黨支持度大升。藍營媒體《聯合報》就以「難以置信」四個字為標題。台灣民調可以參考但不能盡信，藍白不合受益最大的是賴清德，講到賴清德民意墮後反而有利民進黨催票。
三，理性假設無效。正如我早前說過，若以賽局理論來看「藍白合」，若雙方都是以理性去思考，應該能夠成局，因為無論侯友宜或柯文哲自己讓步當一個副手，最後能夠推翻民進黨上台執政，總比自己獨立參選最後很可能失敗為好。但當大家都不願當副手時，談判破局，就變成賭博心態，不是理性的選擇。
藍白不合，亦從側面看到台灣並無政治領袖，兩黨高層都不願意為大局而犧牲，背後是一種「理性無效」的狀況。這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思維模式相近，直至去年2月24日俄烏戰爭開始前，只要澤連斯基選擇放棄申請加入北約，並作公開承諾，戰爭打不成，但他選擇堅持，賭在美西方支持下烏克蘭可以打贏俄羅斯，如今輸掉四分一個國家。所以台灣理性假設無效有深刻啟示，不要以為民進黨繼續執政，玩台獨一定會適可而止，可以避免到戰爭，很多時政客只看短期選舉利益，衝到懸崖邊也不會懂得停下來。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