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首個證人張劍虹昨天(17日)作供，詳細披露黎老闆如何手握編採決策大權，每日發號司令，操控《蘋果》內容。張那時是該報總編輯，後來更升任社長，對該報編採情況當然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作為入行40多年的傳媒人，對箇中運作也特別有興趣。我在「佔中」後半年，看過《紐約時報》一篇訪問黎的文章，他當時對記者所言，竟與張劍虹證供中說的情況完全相反，大家值得重溫一下這段舊文，作個對比。
前《蘋果》總編輯及社長張劍虹在黎智英案作供，指黎積極參與編採決策，經常就內容向管理層發指令，利用該報呼籲民眾上街抗爭。這與黎向美媒所說的，大不相同。
張劍虹在作供中，指黎智英是《蘋果》的「最高領導人」、「最終決策人」和「掌舵人」，張只是負責執行他的決定。黎作為這家傳媒的老闆，握有最高權力並不奇怪。問題是，按張劍虹所說，這個老闆在「佔中」後，「好積極參與編採決策」，可以說時時管、日日管，不斷就新聞及評論方針，向編採主管發出指示。
這具體表現在日常的編採運作上：1是黎智英每周主持飯盒會，講自己的政治取態，而參與會議的管理層則將他的指示下達，並依吩咐跟進；2是他與不同主管開設 whatsapp群組，隨時發出指令；3是編採部每周舉行的「planning會」 ，管理層都會向下一級人員轉達老闆對內容的指示；4是副社長陳沛敏每天按黎的方針，指導記者依此「追新聞」。
由此可見，《蘋果》真正的「總編輯」、「社長」和「採訪主任」，就是黎智英自己。據張劍虹的說法，黎老闆積極參與編採決策，是為了利用《蘋果》呼籲民眾爭取民主，上街抗爭。
當年我在圈內也聽到《蘋果》內一些情況，與張劍虹所述大致脗合，只想不到黎老闆插手竟如此深。不過，他對外媒說的，卻是另一套。
黎智英2015年1月接受《紐約時報》訪問，說自己辭去壹傳媒主席一職，因為不適合與旗下媒體保持太近關係，不能讓它變成自己的聲音。但張劍虹作供講述的情況，卻與此完全相反。
2015日1月，《紐約時報》的「本周人物」訪問了他，標題是《黎智英談「佔中」與香港民主》。記者其中一條問題是：「雖然你仍然是壹傳媒和所有者，但上月卻辭去了主席職位，為什麼呢?」他回答說：「我越是積極參與民主運動，和媒體保持太近關係就越不合適。你不能和媒體如此接近，讓它變成你的聲音。這是不行的，因為媒體會變得太極端，人們會討厭它。我不擔心他們(壹傳媒)會轉投藍色陣營。每個人都知道我想要什麼；我不需要指示他們做這做那。」
黎智英向美媒自我塑造這「不干預旗下媒體」的形象，的確很聰明，因為西方社會崇尚「媒體獨立」，連《華盛頓郵報》老闆都不可以改變總編輯的決定，他當然要向外媒表現出自己也是這樣的老闆，才可博到支持。
真實情況是什麼？張劍虹的供詞展示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版本，在這版本中，黎智英把他擁有的媒體完全操控在手，變成了自己的聲音，一切按他的政治取態行事。究竟誰真誰假，就讓大家憑常理去判斷吧，而法庭最後也會對此有所裁定。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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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正密鑼緊鼓，今次立法的最大意義，是補香港國安的短板，而「重中之重」，是對付間諜活動。這令我想起被警方國安處通緝的「逃犯」鄭文傑，他抵英後即鬼拍後尾枕，自揭2019年曾幫英國政府收集反修例動亂情報，訪問他的BBC主持人即時踢爆，直指他那時從事的正是間諜活動，為英國政府做「卧底」。這個秘密告訴大家，香港一直以來都滿街「007」，以各種各樣身份做間諜，但因欠「反間諜」法例，而警方國安處成立前，也沒專責的執法隊伍，所以《基本法》23條「補窿」已迫在眉睫。
百萬通緝犯鄭文傑逃英後承認，曾被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指派，去示威現場蒐集反修例行動資料。BBC主持直指，這就是「從事間諜活動」。
鄭文傑在反修例動亂期間，是英國駐港總領事館的職員，他被派前往內地公幹時，遭公安拘捕，他承認曾經「嫖妓」，其後獲釋。他回港後聲稱被嚴刑逼供，但內地執法部門隨即拿出人證和閉路電視片段，證明嫖妓屬實。不久之後，他就倉皇離港赴英，火速獲批政治庇護，有了此「護身符」後，即高調大搞亂港活動，包括與袁弓夷一起推動「香港議會」選舉，早前被警方國安處懸紅100萬通緝。
鄭文傑在香港和內地為英國政府做過什麼，一直是個未完全解開的謎。他抵英之後，接受BBC著名訪談節目《Hard Talk》訪問，承認自己當時受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指派，到反修例示威前綫蒐集資料，然後向上司匯報。
他可能以為BBC主持人會為他「伸張正義」，指責內地執法人員，但出乎他意料，主持人直言，聽過他為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探取示威情報後，感到有些困惑，「如果我站在中國內地官員的角度看你，我會對你的身分有所顧慮」。然後反問：「你被外交官指派去觀察和報告反修例運動，你是否做卧底間諜？」
鄭文傑被問到口窒窒，說他不完全是卧底間諜，因自己個人也支持這民主運動，「我有雙重身份，我同時是一個香港公民」。不過BBC主持咬住不放，說他所做的事，一定程度上已經是從事間諜活動了。
鄭文傑在黑暴期間做過什麼，還有不少未知的內情，可確定的是，他除了幫英國總領事館到示威現場攞料，還聯繫一些行動領袖，例如他經一位疑似間諜的某英國大學台藉講師，認識了本土派頭頭梁天琦。鄭文傑只是出面在台前活動，一切聽背後的英政府指示行事。
鄭文傑只是在港從事間諜活動的一名「卒仔」，由50至80年代冷戰時期至今，香港一直是外國間諜活動的「國際中心」，各國的「007」以不同身分出現，由記者、學者、商人，以至港府官員，五花八門乜都有，而駐港領事館就成為大本營。
由冷戰時期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一直是在港進行情報工作的大本營，在50年代初，館內已有超過160人員，還未計其他身分的特工，連港英政府都覺不妥。
政圈朋友向我提供一個資料，指1953年時，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工作人員人數超過160人，內有多個部門的駐港人員，規模之龐大，連港英政府都覺得唔妥。這還不包括其他以平民身分在港工作的情報人員。例如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當時就以香港大學語文學生的身分，在港發展情報網絡，而他在10多年後的1968年重回香港，擔任中央情報局香港站副站長。
至於英國，當時負責內部安全的「國情5處」(MI 5)，更是警方政治部的幕後主腦，主要是指揮「反間諜」工作；而負責對外間諜戰的「軍情6處」(MI 6)，也派了大批特工來港，有人以高官身份掩飾，最重要任務是刺探中國內地的情報。
回歸以後，因香港是開放城市，上述的間諜活動並沒停止，加上《基本法》23條未能完成立法，在警方國安處成立前，也沒有「反間諜」隊伍，所以對間諜活動難以遏制，這成為了2019年前後動亂頻生的一大原因。
香港要長治久安，這個「窿」不能不補。據知《基本法》23條立法中，這將是重點之一，並會參考內地的《反間諜法》。現今國際風起雲湧，外來威脅日大，香港確有需要盡早設起防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