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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窮”遊看內地民間經濟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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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窮”遊看內地民間經濟韌性

2024年02月19日 14:38 最後更新:15:06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春節長假已經接近尾聲,一般過了元宵節才算是春假結束。

「中國紅」、「中國福」、「中國龍」無處不在,人從眾逼爆各處。內地在過去一週,家家戶戶張燈結彩,共賀農曆新年。我們看中國經濟不應只停留在宏觀經濟數據上,更應多出門走走,看看千行百業和萬家燈火。

流動中的中國,和燈火裡的中國

密集的出行人流、紅火的街頭巷尾。

相信今年春節,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絕大多數地區的中國人都已經切身地感受到來這兩個。過去幾年因疫情未能回乡或出門探親訪友的人群,選擇在今年春節密集出行。

從陸續公佈的數據,假期前后,全國鐵路、公路和航空運輸均較往年呈現大幅度增長。

國家交通運輸部數據顯示,節前15天,鐵路、民航客運量分別為17754萬人次和3111萬人次,較2023年同期分別增長62.1%和71.7%。

據官方公布,2024年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 同比增长34.3%。購票緊張、機票飛漲都體現出內地居民出行需求的快速恢復。

景區、商圈摩肩接踵,這份紅火的人氣在街頭巷尾蔓延開來。

內地電視劇《繁花》熱播之後,劇中上海黃河路「至真園」的原型苔聖園,已成為最新網紅打卡點。若想購買劇中同款國際飯店蝴蝶酥,往往要排隊至少四小時才能買到。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商圈七天銷售同比去年增長了11%,百貨、酒店、食品和餐飲板塊銷售額均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

新年前後,中老鐵路、中歐班列等一列列跨境列車化身「年貨班列」,令到中國龍年的相關商品物暢其流。

可以說,中國的「春節經濟」給新一年的世界經濟送來春風。給世界人們展示了一個流動中的中國,一個燈火裡的中國。

促銷費各顯神通,而需求的反彈更能體現中國民間經濟韌性

各地政府、企業依託春節假期,創造了很多的文化噱頭,賀歲電影、地方歷史文化演出、特色美食、聲光電賦能後的景區、以及龍年主體零售等,共同為每一個當地市民或者來到當地走親訪友觀光的客人奉上一桌文旅大餐。

誠然,經濟回升向好還要克服不少的挑戰。包括總體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收入增長預期弱,等等。

但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中國市場蘊藏的無限潛力。

從銀發經濟、體驗式消費到健康消費,市場主體對消費動向的把握,對創新轉型的堅持;老百姓對生活品質提升的需求,共同構成了中國民間經濟韌性,也是國民經濟復甦的底氣,更是中國經濟一路走來危中求變、難中破局的力量所在。

香港要把握住國家「消費促進年」的時機

促消費不只是今年香港的主要工作,也是整個中國的重要任務。去年中國經濟總量增長5.2%,當中超過八成都由消費支出帶動。

國家商務部日前公布,將2024年定為「消費促進年」。從國家層面堅持「政策和活動」雙輪驅動,辦好系列消費促進活動,推動消費從疫後恢復轉向持續擴大。

具體來看,國家在「消費促進年」將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舉措:辦好系列活動、穩定和擴大傳統消費、培育壯大新型消費、擴大服務消費、優化消費環境。

與之對應,香港也要繼續鞏固盛事經濟取得的初步成效,繼續將其辦好、辦實。受新年煙花匯演等大型活動帶動,大年初一到初四的農曆新年假期期間,訪港旅客人次約75萬,已經恢復至2018年同期水平。期內本酒店整體入住率達到90%。

香港自由行政策也可以考慮在做足配套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寬。

2003年7月,四個城市開通首批自由行,隨著政策的不斷放開,目前22個省市區的49個城市實施了居民赴港個人自由行政策,覆蓋內地居民2.5億人。

因應內地近年的快速發展,香港特區政府也開口表示歡迎放寬自由行政策。

雖然赴港旅遊簽注的辦理並不複雜,但如果兩地政府可以多想一步,讓旅客少走一步,令到更多內地城市的居民也可通過自由行政策便利赴港,也能夠展示開門迎客的滿滿誠意。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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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開放是大灣區的創新動力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近年來,以歐盟《數位市場法案》和RCEP協定的電子商務章節為代表的經貿新規則不斷湧現,呈現出全球經貿規則正從「邊境開放」向「境內規制協同」演進的新趨勢。

大灣區作為「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區域,唯有通過規則銜接逐步降低制度壁壘,才能將制度差異轉化為創新動力,真正發展成為世界級的城市群。

過去十年間,港珠澳大橋聯繫三地、廣深港高鐵貫通南北,我們以「硬聯通」夯實了灣區發展的物理基礎;如今,面對全球產業鏈深度調整和國內高品質發展的新要求,大灣區必須通過制度型開放培育新的發展動力,通過規則銜接提升灣區建設的效率。

在中央統籌和粵港澳三地共同努力下,過去半年間,大灣區規則銜接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包括在政務服務領域,粵港「跨境通辦」平臺正式上線,187項社保、醫療等事項實現「一地申請、三地通辦」。

在法治協同領域,橫琴合作區頒佈全國首部《商事調解條例》,首次確立「調解協議跨境司法確認」機制。

深圳前海法院引入港澳陪審員參與涉外商事審判,南沙試點設立資料跨境流動「白名單」,這些創新為破解三地制度差異提供了實踐樣本。

在要素流動領域,廣東海關推行的「三地一鎖」改革成效顯著。有物流企業算過一筆賬:貨物從香港到東莞的運輸時間從48小時壓縮至24小時。

更令人振奮的是,「港澳藥械通」政策覆蓋至大灣區內地九市,已有超過30萬人次港澳居民在內地使用境外創新藥物,這不僅是制度的突破,更帶來了生命的希望。

然而,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已進入「深水區」,一些結構性矛盾也逐漸顯現了出來。

第一重矛盾,是法律傳統差異與規則銜接需求的矛盾。

大灣區每推進一項規則銜接,本質上都是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的一次對話。

例如在數據跨境流動領域,內地《數據安全法》要求數據本地化存儲,而港澳遵循個人隱私優先原則,即便依託目前在河套合作區試點的「白名單」機制,也僅覆蓋部分科研院所的科研數據,商業數據流通仍面臨壁壘。

第二重矛盾,是制度性的行業壁壘與要素流動需求的矛盾。

儘管當前已有5500多名港澳專業人士在粵執業,但法律、會計等領域資質互認進展緩慢。一位澳門律師在橫琴可以執業,但想去深圳代理案件仍需重新考試。

金融領域同樣面臨挑戰,粵港澳三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程度仍低於紐約、東京等國際灣區,跨境理財通2.0版雖已落地,但投資者准入門檻、產品種類等限制條件依然較多。

第三重矛盾,是一些地方性的創新突破距離系統性的推廣還很遙遠。

橫琴「澳人澳稅」、前海「國際風投集聚區」等政策雖具突破性,但試點經驗難以快速複製推廣。究其原因,既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客觀制約,也是由於跨區域協同機制的不足。一項項制度創新如同「珍珠」,尚未串成「項鍊」。

破解這些矛盾,需要國家層面加強頂層設計,過程中可以參考歐盟和美國的有益經驗,例如借鑒美國的州際間立法經驗,授予地方政府更多立法權限;參考歐盟的超國家地位機構和美國的跨州委員會,建立超地方政府職能的組織協調機構,協調粵港澳三地制度層面的差異。

因此,下一階段,建議從探索粵港澳協同立法,以及搭建跨法域的規則銜接與爭議解決機制兩方面重點發力:

首先,考慮探索粵港澳協同立法,逐步構建三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框架。

港澳與內地(特別是以廣東省、深圳市為主體),可以參考國內其他地區和發達國家經驗,探索協同立法機制,構建適應跨境要素高效流通的法治化路徑。

除全國人大在國家層面的立法權外,內地方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可以行使的立法權限還有省級地方立法權、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以及經濟特區立法權。

其中,特別是要鼓勵深圳、珠海用好經濟特區立法權,合理安排全國人大、廣東省以及兩個經濟特區立法事項。在具體操作中,粵港澳三方可先行共同起草基礎性法律文本框架,而後各自完成立法程式。

文本框架中應明確三地權利義務邊界及協同實施機制,確保文本内容既符合《憲法》和《基本法》原則,又能充分體現大灣區制度創新的特殊性。

其次,建議搭建跨法域的規則銜接和爭議解決機制。

建議以現有粵港澳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制度為基礎,聯合粵港澳三地部門,成立「大灣區規則銜接委員會」,這一委員會將作為組織協調機構,統籌制定年度銜接清單。逐步將現有235項「灣區標準」擴展至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採取「就高不就低」的標準制定原則。

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核心在於尋找差異中的最大公約數,構建包容共生的治理生態。規則銜接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制度設計,更是一場有利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刻探索。

我們要不斷通過這些探索,逐步將差異轉化為創新動力,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灣區方案和灣區智慧。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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