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藝術盛事基金贊助的巨型飄浮紅心活動「Chubby Hearts Hong Kong」，在2月14至24日舉行，橫跨西方情人節及東方元宵節，在多區快閃展出，項目惹來有外號「股壇長毛」的David Webb狙擊。
David Webb在Facebook發文，質疑港府花了多少公帑來宣傳一位手袋設計師，來港重覆已在倫敦辦過的活動，認為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理應知道這個事實。David Webb又指設計師Anya Hindmarch在新世界旗下尖沙咀K11 Musea也有一家商舖，質疑推廣設計師的生意，對鄭志剛的租金有幫助，不排除鄭志剛有份參與舉辦Chubby hearts的推廣活動云云。
「股壇長毛」這種指控「官商勾結式」的狙擊，的確有似曾相識的味道。
第一，活動相當成功。David Webb指飄浮紅心曾經在倫敦舉辦過，香港只是重覆。換一個角度，這個應該是嘉許而不是批評。正如黃色小鴨活動亦曾在多個世界大城市舉辦，香港也會辦，因為辦這種活動不是要發表首創的學術論文，亦不是要發布全新的產品，只是一個大眾化文藝活動，以巨型展示方式展出，本身就是一個打卡活動。「倫敦做過」似乎是證明這活動符合潮流，而非不應再辦的理據。
只要看看活動首3日的反應，包括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旺角花墟、大埔林村許願廣場及卑路乍灣海濱長廊展出，總參觀總人次超過20萬，其中遊客人數比例保持佔20%以上，還在社交媒體見到大量這些飄浮紅心相片出現，可見項目甚受歡迎，社會影響廣泛，亦起到吸引遊客打卡的作用。
第二，鄭志剛的角色。政府要資助舉辦文藝活動，搞國際盛事，當然要找懂得這些活動的人來參與意見。今次飄浮紅心活動的設計師Anya Hindmarch，在設計界大有來頭，2007年就搞過「I’m Not a Plastic Bag」帆布袋紅遍全球，當時她設計以回收棉製成的布袋引起搶購潮，亦提高公眾的減塑意識，所以她並不是一個nobody。至於說她是新世界旗下K11 Musea的租戶，其實只是一間pop up臨時店，只有百多呎，不是什麼大生意。
試想鄭志剛是新世界集團副主席，旗下商場客戶林林總總，如果所有與他客戶相關的事情都不能搞，其實就不應該找他來當這個盛事委員會的主席。事情恰好相反，找他做這個位，就是認為他對這些潮流文化了解得多，認識的人多，懂得如何找到世界各地知名的文藝活動來香港舉行。
記得去年底Louis Vuitton在尖沙咀星光大道搞了大型戶外時裝騷，全球轟動。據說當時特區政府並無提供支持，事後就被人批評，對這麼重要的事件袖手旁觀，香港如何能成為盛事之都。到現在找了一個懂的人來當主席，希望幫助政府更加積極去搞盛事，又批評他一間雞毛蒜皮的Pop up店和活動舉辦者有關，暗諷是「官商勾結」，那麼香港真是什麼都不用做了。
第三，還是要搞盛事。無論因為是美斯來港不落場引起的風波，還是漂浮紅心活動惹起的質疑，都不應該影響政府搞盛事的方向。只要認認真真去做，合理地使用資源，妥善安排可能有利益衝突的環節進行申報，就不應該因為怕質疑而退縮。
回歸20多年，反對派就是利用這樣或那樣的質疑，「鬧到」政府怕為止。其實公務員什麼事情也不做，人工也照收；即使是問責官員，為官避事，5年任期很快便過去。然而香港如今面對劇烈的環球競爭，與他人鬥便宜已經沒有希望，真的要走出舒適空間，多舉辦一些有新意的活動，盡量發揚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動能和魅力，才能創出更美好的明天。不應該被這些政治爭拗所干擾，變成事事都不敢作為。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