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曾透露報社潛伏各方特務 英方也知情 顯示香港周街間諜

今年是文壇泰斗金庸先生百歲冥壽，紀念文章紛呈，連內地也掀起懷念潮，登上了微博熱搜，可見「大俠」魅力仍沒法擋。他麾下愛將、資深傳媒人張圭陽也在《明報月刊》發表懷念文章，憶述這位傳奇報人辦報的一些少為人知往事，其中提到他當年知道《明報》報社內潛伏各方特務，但處之泰然，反而認為是好事，令張圭陽吃了一驚。由這件事可見，香港從來是情報之都，間諜通街都係。

金庸的愛將、資深傳媒人張圭陽(右)憶述往事，說老闆曾經向他透露，當年《明報》報社內潛伏各方特務，而英方對此也知情。

回歸前的80年代，張圭陽於中大畢業後，加入了《明報》，負責外事新聞採訪，經常接觸港府外籍高官、外國領事、訪港的外國國會議員等。他在文中說，那時候，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而英國國會不同委員會成員一批一批來港，收集港人意見，港督及港府政治顧問接待他們時，一般會有香港民意代表在座，金庸就經常獲邀，有時老人家事忙，就由張圭陽代表出席。

張圭陽憶述，在一次與倫敦來客的交談中，意外的得知《明報》報社內A君原來是台灣間諜，而B君則是蘇聯情報部門KGB的特務。他隨即將此事向老闆金庸匯報。

張圭陽記得，金庸聽到這情況後，卻不慌不忙，反而臉帶得意神情說：「這也太小看我們《明報》了。《明報》豈只有國民黨和KGB的特務，編輯部的C君是英國特務，副刊專欄作者D君和E君，收受美國新聞處(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屬下機構)的津貼。」

張圭陽吃了一驚，問老闆「為什麼不把這些人辭退？」金庸回答說：「這些人很好用，他們會把《明報》的動向準確地第一時間向所屬國家匯報，我們的影響力就更大。」

金庸其實早已知道報社內誰是那方面的特務，但認為這些人很好用，反而可令《明報》的影響力更大。

由金庸的反應可見，報社內雲集各方特務，其實都逃不過他的法眼，只是「查大俠」覺得這些人的存在對《明報》有利，故不揭破這「秘密」，樂於繼續用他們。正如張圭陽所說，一家報社竟然有許多外地情報機構的綫人，除了說明《明報》的重要性外，更反映外國特務在香港的活躍程度。

事實上，由50年代冷戰時期開始，直至回歸前後，香港一直充斥着各方特務，不少以新聞從業員的身分作掩飾，特別是英美籍記者和編輯中，最多這類人。美英情報機構也會僱用華籍人員做綫人，主要收集內地情報，他們部分在傳媒和出版界工作，也有些以研究人員、學者等身分活動，已是公開秘密。所以《明報》這情況，當年其實相當普遍，並不是什麼「大件事」。

張圭陽憶述金庸的其他往事中，有一個「秘聞」也很有意思，就是英方在中英談判至回歸前，很着意拉攏一些主要中文報紙，英方政要和港府最高層，經常邀請《明報》老闆金庸見面，既聽他的意見，也想影響報紙的輿論方向。論當時最受英方重視的中文報紙，則是林山木夫婦創辦的《信報》，林太與港英最高層往來頻密，在關鍵時候會獲「餵」重要獨家新聞。這些交往當然不是公開進行。

講回當年周街特務的「怪現象」，香港過往欠缺一套專門對付間諜活動的法律，在港英時期，西方國家間諜基本上「冇王管」，到回歸後，負責反諜工作的政治部又長期未恢復，形成真空期，間諜的活動空間仍很大。

今次23條立法，主要針對的罪行之一，正是間諜活動，待草案正式通過後，法網便會架起，「特務通街走」的時代，亦勢將成為歷史。

時人物語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與一位政圈朋友吃午飯，他提我記住5月27日這日子，說政府將向立會交代垃圾徵費的最新立場。我開出一個賭盤：「計劃會/不會在8月1日實施」，他不假思索落注買「不會」，還說並非憑空撞彩，而是近日聽到3位高官之言，都「話中有話」，似透露扭軚的玄機，所以他夠膽估垃圾徵費8月1日勢不實施，會再延遲。

五一勞動節當日，特首超哥和環境局局長謝展寰行孖咇，往垃圾徵費「先行先試」的屋邨巡視，特別去探望清潔工 ，工友在現場向他們反映做到手軟，3小時完成的工作，現時要花6小時。整個過程看來是有意安排，以表達政府也明白這計劃給工友帶來額外壓力，須找出改善方法。「潛台詞」是，成件事要再透切諗一諗。

政圈朋友留意到，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同日也去酒樓探訪工友，在現場表示，他與有關部門已開過幾次會，看到垃圾徵費「先行先試」存在很多問題，這政策直接影響全港700萬人，在推行前，一定要取得大眾共識和支持，而且各方面條件必須成熟。政圈朋友嘗試解畫，副司長的「話中的話」是，經過一輪試行和調研後，發現市民的支持不夠，共識不足，條件亦未完備，以目前情況，如急於推行，實在難以順暢。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承認圾垃徵費問題多，要各方面條件成熟，才能順利推行。「話中的話」是，目前準備未夠，市民也欠共識，不宜夾硬實施，似是為計劃再延「放定風」。

另一位政圈朋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李大壯，也叫我看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近日的一番話，很有意思。她提到在浙江考察時，了解到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發展情況，核心是「減少矛盾，而一旦產生矛盾，須及時化解」。此外，她又轉述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的話，提醒大家「民生無小事」，還強調習近平總書記對地區官員的要求，就是應「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

李大壯的理解是，政府從中得到啟發，知道推行政策要減少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應避免重蹈過往政府的覆轍。我很同意他所講，以垃圾徵費計劃為例，如果配套不足，各方面準備未周全，而夾硬推行，勢必製造矛盾，與「減少矛盾」的核心思想相違背。

負責此計劃的環境局局長謝展寰，其實早前亦已發過近似訊息，他承認垃圾徵費「比較擾民」，與市民的觀感有相當大落差，又說當局「迎難而上」是推動減廢回收，而不是逆民意去推行垃圾徵費。政圈朋友指他的「話中的話」，是如果多數民意不支持，成件事就要hold住，不宜急於去馬。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說，垃圾徵費「不能逆民意而行」。近期民調結果顯示，大多數市民不支持計劃，民意可成為政府扭軚的「下台階」。

事實上，近期的不同民意調查，主流意見「不同意推行」，例於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以問卷方式，訪問了1809名市民，結果68%受訪者反對8月1日實施垃圾徵費。可能政府也就此做過不公開的民調，相信結果不會有很大差別。

傳統的政治智慧，有所謂「因勢利導」，就是順着對施政有利的方向而行，效果好就進，反之就退，以垃圾徵費為例，不應再被「環保原教旨主義」牽着走。我相信超哥和一眾高官都明白這道理，所以垃圾徵費再延的成數很高，這對民生和施政，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