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昨日（6月11日）宣布就香港大學近期內部運作事宜成立調研小組，小組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和教資會主席雷添良組成，並設立由教育局及教資會秘書處組成的支援團隊。
教資會主席雷添良是小組成員。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今日(6月12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對傳媒說，調研小組的主要目的有3個：一是釐清事實及了解各方問題；二是協調內部溝通，協助各方配合，加強彼此合作；第三，按調研情況提出意見，並就改善措施和良好做法提出建議，確保大學按《大學問責協議》的要求運作並妥善運用公帑。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蔡若蓮說，小組並不會調查個別事件，不旨在提交書面報告，而是希望發揮實際作用。對於小組會否約見校長或校委會主席，蔡若蓮表示小組會通過書面了解情況或約見相關人士。
昨日在一個政界飯局中，有立法會議員提到小組的名字內有文章。他說早前傳聞是搞「協調小組」，顧名思義，是協調校委會主席王沛詩和校長張翔之間的矛盾，但最後變成「調研小組」，名字更中性，只有教育局常秘李美嫦和教資會主席雷添良參與。
政界流傳一個版本，話政府早前做幕後協調時，本來想拉校長和校委會主席入局，但有人初時接納，後來轉軚拒不參加，所以小組才改名做調研小組。
高人話，特首李家超講得好啱，港大是香港人的港大，不是某入自己私有的。出現矛盾，若果一人行一步，有商有量，本來不難解決。但如果覺得自己啱晒，人哋錯晒，寸步不讓，就會鬧出僵局，當事人應該三思。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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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