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辭職後，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批評香港的法治，他不但評論正在審訊中的「35＋顛覆案」，有藐視法庭之嫌。他又指香港的《港區國安法》及煽動罪嚴重限制了法官的自由，有些法官受到日益陰暗的政治情緒的恐嚇或說服，已經忘記了他們「作為主體自由捍衛者的傳統角色」。
岑耀信這篇評論，不但放大了法官的政治角色，甚至打倒了昨日的我。他在2019年獲委為香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其後2020年訂立《港區國安法》之後，英國政府催逼英國法官撤離，岑耀信在2021年3月於《泰晤士報》發表評論文章，當時他仍然認為英國政府叫法官對香港司法制度展開政治杯葛，是「混淆了民主和法治」。如今岑耀信的評論，正正是混淆了民主與法治。
岑耀信在英國牛津大學受教育，之後留校任教，到1975年成為大律師，2012年直接被委任為英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法律界和仕途都一帆風順，或許與他與保守黨的密切關係有關。岑耀信在70年代曾經是英國大律師和政治家約瑟夫男爵(Keith Sinjohn Joseph)的緊密助手。而約瑟夫曾在包括戴卓爾夫人在內的4任首相內閣中任職，被稱為「戴卓爾主義」產生的關鍵人物，早在1974年約瑟夫就和戴卓爾夫人合作，組織一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成為保守黨的智囊，約瑟夫是核心人物。岑耀信早年曾為約瑟夫打工，亦是他的演講稿的寫手，後來才轉任大律師。
岑耀信滿口司法公義，未知他對英國司法相關的政治事件，曾否發聲批評？
第一，2011年英國騷動事件。2011年8月6日晚，英國首都倫敦開始爆發連場暴動，到8月10日才初步平息。暴動的導火線是8月4日在倫敦北部的托登罕，一名29歲黑人男子達根被英國警察槍殺之後，民眾上街抗議警察暴力，爆發大規模的暴亂，英國政府鐵腕對待，法庭全面配合。從騷動爆發到8月13日的7日之內，已經有2200多人被捕，當中超過1000人被起訴，絕大部分都涉嫌搶劫和違反公共秩序，其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1歲，大部分都是年輕貧民，多數來自少數族裔聚居的地區。
當時英國各地的法院幾乎是24小時不停運轉，連續兩個星期快速審理案件，很多被捕者根本沒有機會找律師，沒機會找法律援助，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一眨眼之間，就被法庭判處入獄，不少更被判了3、4年較長的刑期。就是因為速審速判，在短期內把暴亂壓了下來。我在2019年曾建議特區政府高層仿倣效英國這種速審做法，但高官當時指，這樣做本地難以接受，而法院也不願做。
以岑耀信的標準，英國法庭按不公義的法律以這種火速審訊，完全違反英式自由民主原則，岑耀信當時作為大律師，有沒有為當時被捕示威者的權益發聲呢？我就相信沒有了，他不但不討厭英國這種殘忍的司法制度，甚至在第2年，即2012年，加入其中，直接被任命為英國最高法院法官。
第二，接受移送盧旺達計劃。英國政府決定遣送非法移民到盧旺達，以遏制非法移民經英倫海峽偷渡至英國。有人把事件告上法庭，2023年11月15日，英國最高法院裁定辛偉誠政府的「盧旺達計畫」違法。最高法院認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非法移民在被英國政府安置到盧旺達後，面臨被遣送回原籍國和其他不安全地點的風險，違反了《人權法》的「不驅回原則」。後來辛偉誠政府堅持推行「盧旺達計畫」，推動英國會通過法律，「盧旺達計畫」最終成事。其後不見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再出來批評政府的做法，也不見有英國法官因為「盧旺達計畫」違反人權法而辭職。
在岑耀信口中，香港的法官「大多是值得尊敬的人，有普通法的自由本能，但他們要在中國創設的不可能政治環境下運作」。套用同一邏輯，英國的法官也大多是值得尊敬的人，有普通法的自由本能，為什麼他們又可以在英政府創設的不可能政治環境下運作呢？
順便提醒一下岑大法官，英國普通法有「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原則，當議會作決定後，法院就要收聲。法官不應存在什麼「普通法的開明本能」，去挑戰議會(在香港是全國人大和本地立法會)的決定，否則三權很易衝突失控。難道岑大法官忘記了這個憲法學基本原則？
可以這樣總結，在岑耀信的眼中，有兩套不同的標準。英國政府鎮壓暴亂速審速判，英國議會立法支持政府把非法移民送到盧旺達，岑耀信沒有絲毫意見。但他辭任香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理由是法官不能行使普通法的自由本能，他有很多意見。岑大法官具有這種選擇性的自由本能，不再出任香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看來也不是香港的損失。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