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入境處早前宣布，第一代智能身份證將於明年分批失效，呼籲未換證的港人盡快換證。但相關新聞就被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炒作為：希望用換證威嚇港人。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指，特區政府的計劃是想近年移居海外的港人擔憂，逼使他們考慮是否需要專程回港換證。報道又引述一個所謂曾任入境事務助理、並已移居英國的「陳先生」，批評入境處的講法混淆視聽，指不換證罪行並非可逮捕罪行，只可以罰款，不是好像香港當局所說，如果回港後不換證， 有可能面臨罰款2.5萬港元及入獄兩年。
後來港府嚴厲譴責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散播虛假資訊，事前未有向政府作任何查詢，作出失實報道，完全有違傳媒操守。特區政府重申，本次換證做法與以往的全民換證計劃一致，沒有威嚇成份，香港居民如因不在香港而未能在指定換證限期內換領新身份證，只要在返港後30日內補辦換證手續，即不屬違法。但如果有關人士，不遵照要求在回港後30日限期內換證，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第19（4）條，最高可被罰款2.5萬元及監禁兩年。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將不同的條文及法律後果混為一談，誤導市民。入境處又指，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的居留權，不會因其舊身份證失效而受影響，身份證失效之後，仍然可以使用有效的旅行證件如常進出香港。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質疑，早前自由亞洲電台關閉在香港的實體辦事處，現時就明白它為何要關閉辦事處，因為該電台屢次用虛假的消息，用煽動方式引起市民不信任政府。該電台撤離原因很簡單，就是有犯法意圖，留在香港會犯法，所以要離開，相信香港市民看得清楚，該電台「披媒體外衣」，其實想危害國家安全，相信市民不會受騙。
的而且確，自由亞洲電台早前撤離香港的時候，講到它好像一個普通的媒體，因為害怕《香港國安法》損害新聞自由，而需要撤離。但如果你了解自由亞洲電台的歷史，就會知道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自由亞洲電台自稱為並非美國政府機構，而是非營利性新聞機構。但現在的自由亞洲電台成立於1996年，是一家由美國國際媒體署資助的機構，根據美國《國際廣播法》，自由亞洲電台的目的是「推廣資訊與思想、推動實現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由美國政府資助，目標是推廣美國的外交政策，而美國現時的外交政策是全面鎖定中國作為對手，所以自由亞洲電台的宣傳方針，已經明白不過了。
其實當你了解自由亞洲電台的歷史，就應該更加擔心，它徹底是冷戰的產物，是以推翻共產政權為己任。早於195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創建了自由亞洲委員會，開播了名為自由亞洲電台的廣播電台。後來中情局意識到中國大陸很少有私人無線電收音機，自由亞洲電台的效果極微，結果便在1955年停播。
不過，蘇聯解體以及中國在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後，美國政客重燃對推翻中國政權的興趣，當時提出立法建議，尋求成立一個由聯邦政府資助、仿效當年自由亞洲電台的電台。後來民主黨的克林頓在1992年參選美國總統期間，正式提出政策綱領，要求成立自由亞洲電台，並直指「中國有朝一日也會步蘇聯和東歐的後塵」。可以說現在的自由亞洲電台，成立目標清楚不過，就是想推翻中國政權。
到1994年1月27日，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廣播法》，由總統克林頓簽署撥款3000萬美元，正式成立自由亞洲電台。最後，新的自由亞洲電台在1996年3月正式開業，成為美國政府向亞洲網上滲透的喉舌，特別針對中國。自由亞洲電台實際運營新聞網及廣播電台，通過短波衛星及網絡，播出以包括粵語、維吾爾話、藏語等9種語言播報，其推動港獨、台獨、藏獨的傾向溢於言表。
順帶一提，1992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向國會及總統提交成立相關電台及網站的時候，原來的名稱是叫做「自由中國電台」，後來美國政府考慮到「自由中國電台」的名稱對中國刺激太大，所以就稍作遮掩，改為「自由亞洲電台」，但它的本質未變。
當大家明白自由亞洲電台的前世今生之後，就知道它在今年3月初關閉香港辦事處，絕對是合理的自保之舉，因為從其一開始的成立目標，就是想推翻中國政權，從本質上已經是違反《香港國安法》，所以它並非一間新聞機構，而是美國政府的宣傳機器，它唱衰香港的身份證換領計劃，只不過是其日常業務一部分而已。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