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說「謊言說千百遍，便成真理」，這句話已耳熟能詳，原來他還有另一金句，就是「混雜部分真相的謊言，比直接說謊更有效」，不愧是謊言大師。政圈朋友見到昨天(831)仍有人去太子站悼念「死者」，即想起當年黑暴分子編造太子站「屠殺事件」，與戈培爾的「說謊大法」一脈相承，他為此再翻閱有關831的資料，包括監警會的詳細報告，可概括出4大技法，猶如今時今日的網上騙術，成功令大批市民中邪。
831太子站殺人事件是一場「世紀騙局」，卻成功呃了成千上萬群眾，政圈朋友拆破當中「4大技法」。這套技法與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謊言術」，可說一脈相承。
不要以為這類「騙局」已隨着動亂平定而絕跡，警方昨拘捕兩人，他們就是跟足同一技法，偽造自盡城大教授的「遺書」，可見說謊者仍死而不僵。
近日有人偽造城大教授「遺書」，並搞哀悼行動，都是跟足831騙局的套路。
831太子站衝突發生於當晚約10時以後，直至翌日凌晨，其後數天仍不斷發酵，政圈朋友細看那段時間發生的事，發現當時網上同步發放大量訊息，利用新聞媒體報道的現場情況，巧妙營造出「屠殺慘案」，按先後有5個手法：
第1是「極速散播」。當晚約11時，警方與激進示威者在太子站列車車廂爆發衝突，有電視台即時直播，差不多同一時間，連登討論區已有人發文，說「警察發動恐襲，要向國際求救」。警方在凌晨時份安排特別列車，將一批被捕者送到荔枝角，那時有人首次在網上稱「現場有傳打死咗人」，製造先入為主效果，比警方開記者會講述實況早有足足40分鐘。
第2是「製造懸疑，再下定論」。到9月1日下午，黑暴文宣開始發出引導性疑問，促使群眾往「有人死亡」的方向揣測，說「封太子站好奇怪」、「冇人知傷者去咗邊」，隨即有留言回應「我信死咗人」，之後推測留言就滿天飛。
在不足1小時後，「真相」便開始出台，有人實牙實齒在連登發文，說「死咗幾個市民，要執手尾，所以封站」，「結果封站封一日。真毀屍滅跡」。黑暴分子知道夠膽講就有人信，不怕下定論指「有人遭殺害」，並作出正式宣布。
第3是「偽造知情人士爆料」。他們知道單靠把囗講，未必能令人信到十足十，所以訛稱有醫護甚至警務人員透露實情，說確有示威者被殺，例如9月2日凌晨有人在網上發文，說「太子站死了幾個黑衣示威者，醫護說出姓名的已有兩個」，又說「朋友的醫護親戚話，有兩個死者已秘密車咗去醫院殮房，封鎖消息」。其後又有人在網上說，「自稱醫管局員工稱，死者屍體存放於廣華醫院，局方故意隱瞞事件」。跟住出場的人越來越多，有「在控制室的救護員」，也有「同事的警隊總督察老公」，劇情一幕比一幕神奇。
第4是「搞大龍鳳」。謊言越講越大之後，他們下一步是在太子站搭起大祭台，供市民拜祭，甚至舉行法事，超度「被扭斷頸致死」的多名「義士」。結果大批盲目群眾天天往太子站前哀悼，演出一場世紀荒謬劇。
813這天大謊言，終於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後暫時消散，不過近日一位城大教授墮軌輕世，還有人偽造其「遺書」，以挑動市民對抗情緒，明顯跟足「831騙局」的技法。不過今時不同往日，警方閃電出手拉人，把謊言迅速拆破。
然而黑暴「戈培爾」死而不僵，政治騙術仍將陸續有來，不能不防。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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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前任和署任老總發布煽動刊物罪成，記協、黃媒和美國政府循例指香港新聞自由受打壓，這些論調並不陌生，他們一直都大聲疾呼，指起訴《蘋果》老闆黎智英是迫害「新聞工作者」，壓制新聞自由，為他們戴上捍衛「傳媒專業」的神聖光環。一位資深傳媒人說，這只是他們慣用的一套「光榮化」策略，掩蓋了實情，《立場》老總和黎智英有一共同點，就是把手中傳媒當作工具，以達至其political agenda ，正因如此，法官在判辭中指《立場》老總「罔顧內容的煽動後果」，據此將他們定罪。
《立場新聞》前任和署任老總被判發布煽動刊物罪成，法官指他罔顧內容的煽動後果。資深傳媒人說，他們把《立場》當作達成政治立場的工具，與《蘋果》類同。
此外，老總要為違法內容負法律責任，在行內人人都知，這與最近法國政府起訴 Telegram老闆杜羅夫，是同一邏輯，判他們有罪實屬合理。
此案審訊中，一個主要爭拗之處是，老總只是做了編輯的工作，在傳媒刊出報道和評論，控方須證明他們有煽動的意圖。法官在判辭中說，如果被告知道有關內容會起煽動作用，而文章作者也有此意圖，但被告仍罔顧後果，就屬有罪。
法官並非憑空指兩老總「罔顧煽動後果」，他說《立場》創刊辭已開宗明意表達強烈政治主張，目的是支持和促進「本土主義」和「香港自主」，它在反修例期間，更不斷抹黑和中傷特區政府。所以當法官聽到鍾沛權說《立場》沒有政治立場，即直斥「絕對是謊話」。法官的邏輯是，《立場》既然立場鮮明，當然不會因為文章有煽動風險，而避不刊出，因為他們正正想在當時的亂局中，把火勢煽大。
資深傳媒界朋友看到法官所言，即時想起《蘋果》老闆黎智英，據庭上透露，2019年反修例期間，他為了催谷大遊行人數，下令編採高層訪問流亡台灣的林榮基，以及末代港督彭定康等，並大幅登在頭版，同時刊出連串激進文章，刺激群眾的反對情緒。這種種做法，正是為了「煽動」目的，而《蘋果》則是有效的「工具」。
當時執行黎智英命令的《蘋果》副社長陳沛敏，是《立埸》前老總鍾沛權的太太，她在庭上多次披露黎老闆把旗下傳媒「工具化」，當然明白《立場》也同樣是「工具」，而非客觀持平的「正常」新聞媒體。
黎智英為催谷市民上街反修例，刊出專訪和評論，以激化市民情緒，與《立場》發放羅冠聰等的「煽動文章」，性質一樣，都屬違法，須承擔法律責任，與新聞自由無關。
在裁決中，法官指《立場》刊出的11篇文章都具有煽動意圖，從文章作者背景，以及文中的鮮明觀點，這判決無可爭辯，例如國安通緝犯羅冠聰撰寫的《香港--美麗島》和《在國安法下的新常態，我們應如何反抗和思考》，單看標題就可知是鼓動民眾對抗國安法；又例如專訪另一通緝犯許智峯，聲稱「最親的人安全在側，放心向政權全面宣戰」，都有濃厚「鬥爭」意味。從法律角度看，這些文章都明顯觸犯了煽動罪。
問題是，傳媒只是把評論、新聞發放出街，老總應不應該負責任？法律界朋友同我講，傳媒如刊出違法內容，出版人和總編都須負責，這規則從來冇變過，並非針對煽動或國安案，例如有藐視法庭的文章出了街，老總即會被檢控，分分鐘要坐監。依此，今次《立場》刊出觸犯煽動罪的文章，前任和署任老總當然要孭飛，定罪十分合理。
朋友說，最近通訊平台 Telegram 創辦人杜羅夫在法國被捕及起訴，可見網企大老闆都要對旗下平台用戶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不能以「維持通訊自由」為由，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同一邏輯，鍾沛權和林紹桐也不能以「新聞自由」的光環作護身符，卸去刊登違法內容的罪責。
傳媒享有自由，前提是「合法」，如果傳媒像《蘋果》和《立場》那樣，成為了做違法事的工具，那麼，其負責人受到法律制裁，就與新聞自由是否衰落完全無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