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部分西方和反對派媒體，大肆炒作黎智英遭單獨囚禁剝奪人權，又話黎領「聖餐」的權利都被拒絕。黎的「海外律師團隊」更向聯合國酷刑特別報告員提出緊急申訴，搞出一場香港版的「虐囚事件」。
有朋友同Ariel八卦，覺得有冇咁誇張，在香港被囚禁人士如此沒有人權嗎？於是Ariel就到處打聽。近日收到風，據了解，係黎智英自己要求單獨囚禁，自己決定不領聖餐。
懲教署證實黎智英主動要求單獨囚禁，自己決定不領聖餐。AP資料圖片
為了進一步確認這個消息，Ariel就向懲教署查詢相關傳聞，包括黎智英是否向署方提出單獨囚禁的要求、是否向署方表明不領聖禮？署方能否證實黎智英的曾作出相關要求？
懲教署回應話，一直根據監獄條例、相關法律及既定機制處理在囚人士的囚禁安排。若在囚人士主動提出要求保護而希望單獨囚禁，而管方有合理理由相信為維持秩序或紀律，或為囚犯的利益，需要作分隔安排，管方會按情況相應安排。
此外，在囚人士如欲獲得宗教服務，包括崇拜及領聖餐，可透過懲教署司鐸作出安排。相反，如在囚人士自己決定不領聖餐，懲教署會依據有關在囚人士的意願行事。
懲教署表示，已根據上述機制處理黎智英的個案。
換言之，即係承認因應黎智英主動提出希望單獨囚禁的要求，懲教署按情況相應安排；至於不領聖餐，懲教署也是依據黎智英的意願行事。
在懲教署回覆之後，Ariel就在《法庭線》睇到，在國安案中代表黎的羅拔臣律師事務所，27日發聲明澄清稱，黎在獄中獲適切治療，又指黎知悉他可透過懲教署特別安排領聖餐，但須神父為黎一人主持彌撒。由於安排上較為不便，暫未提出要求。
政壇高人就同Ariel講，從整件事可以見到，這些反對派的媒體和黎智英的支持者，可以咁樣無中生有，創作出來黎智英被單獨囚禁剝奪人權、又被拒絕領聖餐的假消息。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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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