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認美國對華制裁存在短視，這一行為實際上是幫了中國，而通過對華芯片限制來提升自身實力是「幼稚」的。
《南華早報》報道截圖
《南華早報》14日刊發一篇對斯蒂格利茨的獨家專訪，其中談到中美貿易關係、美國總統大選所引發的經濟影響、全球化的未來等議題。談及從特朗普政府時期開始的「中美貿易戰」，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針對中國發起出口管制，例如最先進的半導體芯片，此舉只會促使中國更快地發展自己的能力。「我認為我們有點短視，沒有認識到這實際上是在幫助中國，（雖然）我們有短期優勢，但是通過實施這些制裁，我們實際上是在鼓勵中國更快地發展自己的能力。」
斯蒂格利茨。資料圖片
斯蒂格利茨還表示，美國於2022年通過的一項重要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包括他和幾名歐洲業內人士都認為，儘管法案數額巨大，但並不能真正發展美國自己製造芯片的能力，想用這樣一種方式來迅速提高在這一領域的能力顯然是幼稚的。
他指出，若美國真的想要發動一場「新冷戰」，起碼應當著重贏得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心，包括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但無論是新冠疫情中的「疫苗種族隔離」，還是對多國的徵稅舉動，或是在出現債務危機時的冷眼旁觀，美國做得一塌糊塗，根本沒有贏得第三世界人民的民心，這一點在聯合國的一些投票結果中就能看出。
現年81歲的斯蒂格利茨，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重要成員之一，2001年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並曾擔任過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也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世界銀行前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而在美國兩黨政治光譜中，他屬於民主黨籍人士。
斯蒂格利茨談到，從對於美國經濟的前景這一角度出發，美國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勝選，將比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要有利得多。在他看來，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勢必要對中國加徵極高的關稅，而這一結果將導致美國遭遇更高的通貨膨脹。
「我認為，特朗普的政策將導致更高的通脹、更羸弱的GDP、更多的不平等和更差的健康水平。」他認為，雖然賀錦麗當選後可能也會提高關稅，但相比特朗普會「溫和許多」，而特朗普威脅要減少或消除美聯儲的獨立性，這將造成更多的不確定性，從而削弱美國經濟。
斯蒂格利茨坦言，當前這兩名總統候選人都在推動弱化中美的經濟聯繫，不同之處則在於，哈里斯打出的是所謂「去風險化」、「減少對華依賴」的牌，而特朗普對世界完全持錯誤的「零和觀點」。
「他（特朗普）對經濟的調整能力一無所知。因此，非常迅速地提高關稅將對經濟造成嚴重扭曲，對中國和美國的經濟造成嚴重干擾，對美國的影響更大，我們將很難調整。10%的關稅是一回事，50%或60%是另一回事。」他說到。
不過，外界一些人認為，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也沒有釋放善意，比如在電動汽車的問題上，同樣表現得「咄咄逼人」。斯蒂格利茨則提醒，正當美國國內現在依舊有兩派人馬在圍繞「中國是否通過補貼綠色能源領域獲取了優勢」而爭論不休時，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確實落後了。
「我的觀點是，我們接受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並在必要時補貼太陽能電池板和電動汽車的生產，以發展我們自己的產能。也許中國將繼續成為最便宜的生產商。我們只需要發展自己的能力，以防意外發生。」
訪談最後，斯蒂格利茨依舊批評特朗普，稱其將對華關係政治化的方式，使得民主黨政府難以作出太大的改變。
「我的意思是，你永遠不知道政治的方向，但我認為，特朗普錯誤地推銷了一種觀念，即美國的政經問題是由中國造成的。」他表示，責備別人總是比承擔自己的責任要容易得多，因為你沒有做你本可以做的事情，來幫助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形勢。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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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新聞《谷雨實驗室》
東京江戶川區，平井街道上有一家日托養老院，玻璃門上橙色招牌，用漢字寫著：一笑苑，一生の緣。每天上午十點，養老院都會響起老人們的歌聲。
「東方紅，太陽升……」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國兵呀……」
「一笑苑」養老院 。《谷雨實驗室》圖片
進入養老院要走側門，七八十平米的大房間，天花板上掛著手作的紙燈籠、牆上掛著大電視播著中國諜戰劇，三個大長條桌子，圍坐了十多個老人。
每個人都戴著口罩，手上捧著一個半透明資料夾的歌本，列印和手寫的歌曲都有，《東方紅》名列榜首，《北京的金山上》《軍港的夜》《媽媽的吻》《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二十多首懷舊歌，是老人們心中最具人氣歌曲的合集。
老人有的捧著歌本，有的歌詞已了然於胸，其中老太太占了多數，讓歌聲中高音居多。養老院的每個座位都是固定的，上面擺著名牌。介護人員和老人們都說著中文，互相則稱呼日語姓氏，但是不是用日語的讀法，是中文的讀法。
這些老人們是1945年日本戰敗後，被遺落在中國的日本遺孤。大多出生於1940-1945年間。有的是在繈褓中隨父母從日本來到中國，有一些就出生在中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戰敗，近30萬在中國的日本人開始撤離，因為種種原因，一部分婦女兒童被遺留在了中國。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恢復正常，這些婦女孤兒才逐漸取得日本家人的聯繫，陸陸續續回到日本。
老人院內大家圍坐談天。《谷雨實驗室》
截止到2024年9月，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二戰時被遺棄在中國的日本婦女4168人、日本孤兒2818人。多年後這些婦女和孤兒帶著家屬後代回到日本的人數是20912人。時代的裂痕、命運的錯位，讓這兩千多孩童長成了獨特的模樣。現在他們都老了。八十多歲的都是當年被留在中國的日本孤兒，六七十歲的則是在中國出生，有一半中國血統的孩子。
小野春子今年85歲，中國名字叫劉春榮，出生在1940年的牡丹江，一口東北話，「如果天天跟老伴呆家裡，又要拌嘴，還不如出去玩呢。來這嘎達，唱唱歌做做操打打牌，熱鬧有伴。」春子穿著黑色套裝，戴茶色墨鏡，腳上一雙紅色皮舞鞋。
唱完了歌，養老院裡還可以打麻將。小野春子和三個老太太一桌打麻將，順帶著就開始聊天。
「他根本就不是誠心照顧我。」一位年邁的老太太說。她86歲，幾年前在中國東北通過熟人介紹認識了68歲的老頭，他倆領了結婚證，老頭從東北來到了東京跟她一起生活。
「這事兒沒必要那麼生氣，好歹有個伴兒照看你。」春子說出經驗之談，「不能把他弄回去了。」
「就你自個兒也沒法生活啊。」一起打麻將的老太太們附和。
「和了。」牌局和話題結束，又開始下一盤。
每天早上九點，養老院的看護人員開著車把老人從附近的家中接過來。做操、打麻將、玩遊戲、看電視、唱歌、洗澡、吃飯，聊天……下午四點半又把他們挨家挨戶送回家。
范立堂今年87歲，是養老院裡少數叫中國名字的老人，1990年他跟隨著身為日本遺孤的妻子來日。如今妻子得了嚴重的認知症，被送到24小時看護的「特養」養老院。兒子找到這家華人開的養老院將他送了過來，這樣老父親白天過得不那麼孤獨漫長。
范立堂有著東北男人的魁梧高大、帶著金邊眼鏡、穿著羽絨背心，手上戴著大金戒指。「我太太的一生過得苦啊。」范立堂的妻子蟻川博子，父母本是日本群馬縣農民，隨所謂的「滿蒙開拓團」去了中國東北牡丹江。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軍佔領東三省，日本正式從其本土向東北移民，號召成立了多由平民參與的「開拓團」。
「日本戰敗後，他們全家被蘇聯軍隊俘虜。蘇聯軍將這批戰俘用大罐車子給運到了撫順。我們那產煤，煤礦被日本長期侵佔，日本人逃走了留下大量廠房空著的。日本戰俘就被安排住在撫順的煤礦廠房裡。我太太的爸爸媽媽兩人都在戰亂中死去，就留下她和她哥哥兩人流浪。」
「煤礦上有個開小鋪的杜氏夫婦，他們的四歲兒子得腦膜炎夭折了，看到流浪的兄妹倆，他們給了哥哥三個銀元，把妹妹留了下來。杜氏夫婦隨後又生了七個孩子，我太太作為長女，要承擔家務、要幫忙拉扯弟弟妹妹們，五六歲就開始幫家裡幹活了，也沒有讓她念什麼書。」
范立堂在撫順煤礦上長大，在煤礦上工作。認識博子的時候她叫杜隋成，是杜家吃苦耐勞的長姐。「我知道她是日本人，但是當時就是瞅准這個人了，她從裡到外跟我們那的人沒區別，就沒太當回事兒。」
「我太太從不吃豬肉，她那會出去幹活，她家裡給她帶的都是冰的豬頭肉，自那會兒吃傷了。我倆結婚的時候，老丈人家一分錢都沒有出。」
1973年，日本的哥哥寫信到中國尋親，博子是第一批被找到的日本孤兒。三個銀元的物證還保留著，博子胳膊上還留著剛出生時在日本接種的四邊形「牛痘花」，日本政府承擔探親旅費，分離30年的兄妹終於重逢，語言不通，除了哭，沒有別的表達方式。
小野春子和生父母離散的故事也很傳奇。
「1945年，日本戰敗了，我舅舅、爸爸媽媽要走，要坐火車去大連趕船。我出麻疹，如果跟著爸媽走，可能會病死在路途中，我父母一等再等，直到最後一班船，我還沒好呢，只好把我託付給一起經營商社的朋友，我的養父，他叫劉子忠。」
劉子忠和妻子當時沒有孩子，把春子視為己出，隨後養父母又生了五個孩子，春子是大姐，照顧弟弟妹妹們，情同手足。
春子（左4）與養父母一家的合影 。《谷雨實驗室》圖片
「即使有人叫我小日本，我壓根兒不在意，我人緣好著呢，大家都喜歡我。」春子從小容貌好、學習好，老師同學都喜歡她。
「後來反右了，我養父被當日本特務反革命，判刑坐牢二十年，我出身成分不好無法繼續上學，被分到文工團跳舞。」
1974年，中日建交，生父小野一雄回到牡丹江，尋找故人和失散快三十年的女兒。這時養父劉子忠入獄8年提前釋放，再見到小野一雄，劉子忠大驚失色，「我不認識你，我也不知道你的女兒。我跟你沒有關係。」劉子忠指了指自己胸前囚徒的牌子，「看，我是一個日本特務反革命，我什麼都不知道。」
小野一雄不再多問。他回到日本便生病了，一年後去世。
「生父來找我的事情，我後來才知道，我養父說，你爸爸來找你了，但是現在這樣情況，如果想要腦袋在脖子上就什麼都不要說，如果你想回去，就去找公安局。」
她沒有去找公安局。「生父的事，我沒有太往多了想，因為那會已經結婚了有孩子了，工作也挺好的，有了自己的家，愛人是醫生，生活挺穩定的。」春子說。
上阪幸子81歲，也住在東京平井，她沒有選擇華人開的養老院，而是去了家附近另外一家日本養老院，「那裡清淨一些，我的好朋友也在那裡，我陪陪她。我老伴沒有去養老院，他喜歡在家待著看電視追劇，老伴最近可喜歡看黃軒演的諜戰劇《獵人》，看到第26集了。」
她有過兩任中國繼父，中文名王喜鳳。
1945年撤離時，他們一家坐上去大連碼頭的火車。「我爸爸隨軍隊坐在火車頭部，我和媽媽哥哥坐在後面。火車走到雞西（當時密山），一聲巨響，火車被炸為兩截，火車頭與車身分離，火車頭走了，車廂和死傷的人留在了原地。我媽媽當時昏過去了，醒來時候身邊很多人都死了，但是我和我哥都沒事，都在她旁邊。」
「我媽以為日本已經亡國了，丈夫也死了，她準備帶著孩子跳井，但是我哥哥當時一溜煙跑掉了，沒死成。她背著我，牽著哥哥走到了密山的鄉下村子裡，就這麼住了下來。」幸子說起幾十年前的往事還是忍不住流淚。
一開始是好心的村民們救濟了他們，後來她嫁給了當地村裡的王姓農民。
「王脾氣不好，很容易生氣，他打媽媽、打哥哥，因為我小又很乖，他倒沒怎麼打我。我哥哥，男孩調皮，沒少挨打，長大以後我哥還做夢被追著打。」幸子說。
幸子的母親乙女給王生了兩個女兒，過了幾年，王得腦病去世。乙女又再改嫁給村裡的代，「代不打人，脾氣好，我們這日子終於過得不提心吊膽的。」
母親乙女為代生育了兩男一女，人們叫乙女「代嬸兒」，她能說些簡單的東北話中文，但是帶著奇怪的口音。
「母親從未跟我講過日語，她中文基本可以溝通，知道髒是埋汰，總是笑眯眯的，周圍的人都喜歡她，要飯的來家裡，自己省著吃都會給他們吃的。忙完地裡的玉米地忙家裡。」幸子說。
「也有人叫我小日本崽子，但是就是那麼一說，該咋咋。街坊鄰居對我們一家都挺好的，我媽媽也給我講過一些，村裡還有幾個日本孩子，所以這事不那麼稀奇。我也沒有感覺到誰歧視我欺負我啥的。」
1964年的一天，家裡收到一封從日本寄來的信，乙女的哥哥在找她。
「收到信那天，我媽哭到連飯都做不了了。」幸子那時候已經在密山市參加工作了，那時她才得知日本還有舅舅。那位他們本以為在戰亂時去世了的生父，原來還活著。
他們以為的「死別」，在30年後發現原來是「生離」，生父坐著火車頭、輾轉蘇聯、朝鮮最後回到日本，妻兒的消息等了四年，杳無音訊，便再婚有了新的孩子。
1972年中日恢復友好關係，1976年8月，乙女從黑龍江雞西坐火車到北京，再從北京坐上了飛往大阪的飛機。哥哥、失散多年的丈夫都在機場等著她。「下了飛機除了抱頭痛哭已經說不出別的話了，父親的手帕哭得能擰出水來，反而母親比較穩定還在安慰他。」
幸子不會說日語，第一次見面政府派了翻譯，但是他們哭得多，說得少。後來的團聚，靠寫漢字和比劃淺淺地溝通。
當時日本遺孤和親人重逢的照片。《谷雨實驗室》圖片
二十多歲分別、五十多歲重逢，一家四口、骨肉流離，拆成了兩個家，母親和繼父帶著的八個孩子，父親和繼母帶著兩個孩子，相親卻不能相近，破鏡不能再圓。
自那見面後，父親患上了抑鬱，身體每況愈下。乙女第三次赴日探親回中國，父親開車送母親到機場，那是一生最難走的一段路，一路走、一路停，一路說話、一路哭。
「父親感覺這次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母親回中國以後，他就去世了。這真的成了他們的最後一面。」
春子收到日本寄來的召回書已經是1997年，他們決定赴日定居。春子和丈夫退休了，大孫子也有4歲了。「日語完全不會，跟母親溝通也只能是比劃，我做飯好吃，常常去給她包餃子。母親的話我也聽不懂，她表達不了，每次都給我錢。時間長了，其他的姐妹不高興了，以為我去看母親就是為了錢。我也說不出來，解釋不了，就去得少了，餃子在家包好了，掛在她門上。」
日本政府鼓勵他們工作，而不要只是靠救濟金生活，春子的丈夫在中國是放射科主治醫生，來了日本語言不通找不到適合的工作，他去寢具廠打工，所做的工作是把被子洗乾淨烘乾在機械滾筒上壓平，對機器操作的不瞭解，一次操作不當滾筒將他的左手卷了進去，使他失去了左前臂。「自那以後，我倆都沒法上班了，還好不是右手，還能寫寫字。」
范立堂退休前是在礦務局工作，來日本後語言不通，以前在東北出門買個菜都是熟人招呼，東京的家住了很久也不知道隔壁左右住了誰，各種落差變化讓他適應了很長時間。
「我那會在礦務局工作了三十多年了，管煤礦運輸的，不大不小也是個頭，管五六十號人。來了這，說話也聽不懂，也不能只吃政府撫恤金，六十歲的時候，我就去建築工地幹活，工地上的不少是暴力幫的，胳膊背上都是紋身，罵我笨蛋我都聽不懂。掙得倒是不少，那時候幹一天活工資日元兩萬，按當時匯率抵撫順一人好幾個月工資。我們回撫順給雙方家裡各買了一台大電視機。」范立堂因為耳朵不太好，說話的聲音大且洪亮。
太太博子也什麼活都做過，清掃、打包、查貨……用不到語言溝通的工作機會只要想做還是不少，范立堂煩悶的時候，他也曾自己短暫回中國東北住過一陣子，但是老婆孩子都在日本，家不像個家，一個人不知道該幹嘛，他又回到了日本。
如今孩子都大了、孫子也工作了，他和兒子住在一起，每週去特養養老院看老伴一回，「老伴還認識我，一見我就笑。」
春子住在墨田區政府分配的公寓裡。門口的門牌是考究的小楷毛筆寫著「小野春子」，牆上掛著丈夫的書法和她年輕時候的照片，那是20多歲時，在牡丹江照相館拍的側臉肖像照。
當年的春子與丈夫 。《谷雨實驗室》圖片
陽臺上養著兩隻小雀，窗臺下擺著文竹，電視機連了網可以看中國的電視，常常播著諜戰劇和抗日劇，他們喜歡看英雄，也喜歡年代劇，有懷舊的感覺。
今年十月初她突發腦梗，老伴不會日語求助，給區役所負責殘留孤兒的人打電話，還好反應迅速，救護車來得及時，在醫院裡呆了兩周才出院。「腿腳和說話沒有以前利索了，但是還好，還能走、還能說。算很幸運。」住房、醫療和介護全免費讓老人生活沒有壓力。
兩個兒子住得都離她不遠，大兒子自己經營著公司，二兒子也在上班。孫子慶應大學畢業在證券公司工作，孫女在日本生日本長，在中學當老師，來了只會用中文說「爺爺奶奶」。
幸子的母親回日本後，有了日本政府給的撫恤金，一年有80萬日元，那時候普通人的工資一個月也就一兩百塊錢。七兄妹陸陸續續全都定居了東京。幸子和丈夫參加政府舉辦的語言學校學習，但是因為年齡太大、學語言非常吃力，日語終究只能簡單的交流，做不了複雜的工作，他們也沒有過著靠政府補貼過日子，清潔打掃、貨品包裝、便當工廠的活兒他們都做過，做的時間最長的是酒店清潔工作，直到十年前，幹不動退休了。
2013年、山田乙女在東京壽終正寢，享年92歲。十三個子女侄輩、三十個孫子女、重孫十人為她撿骨送行。
如今幸子每週三天去養老院玩一玩熱鬧熱鬧，兩天去醫院做一做康復。每週末兒子兒媳都會過來，一起做點包子餃子。
中國東北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去過了，家人都在這邊，那邊已經沒有什麼牽掛。80大壽那天，大兒媳和兒子張羅找個飯店辦壽宴，八兄妹和八兄妹的子女、孫子孫女一大家族六七十口人都來了，兒媳在銀座開了美容院、孫子在醫藥公司工作，娶了日本太太，重孫子孫女們出生長大了，中文只會說簡單的，日語成為他們的母語，不知道太姥姥、姥姥還有這樣一段激蕩糾葛的往事。
中國到日本的距離，有時候很近，有時候很遠，1945年，坐船半月；1945-1973年，無法到達；1974年後，大連飛東京兩個小時。80年過去，歲月流轉、山河重造，告別故鄉，回到故鄉，他們已經是耄耋老人。生為日本人，大半生長在中國東北、落葉歸根在日本，隨著這一代人的老去，這一歷史奇觀一點一點消失在平常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