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審回顧：控方質疑辯方呈堂《蘋果》Slack紀錄欠完整性及真確性 黎智英庭上十問九不知 惟認不齊全

黎智英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蘋果》內部通訊平台Slack的訊息，亦是辯方依賴的其中一部分呈堂證據，惟控方在20日的庭審中，多次質疑辯方呈堂的Slack紀錄的真確性及完整性，連法官亦指Slack紀錄不齊全。

張劍虹接受辯方盤問時首次提及「Slack」

翻查資料，早於2024年1月29日黎智英案第18天的審訊中，以「從犯證人」身份出庭作供的《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在接受辯方盤問時，首次提及「Slack」，指《蘋果》高層與黎智英舉行「飯盒會」前，都會在「Slack」設立群組，並由員工提出「飯盒會」討論的議題。

2024年5月9日在黎智英案第73日的審訊中，當時《壹傳媒》前營運總裁兼時任財務總裁周達權以「特赦證人」身份作供。當時辯方資深大律師彭耀鴻表示，準備了《蘋果》工作平台 Slack 紀錄，部分內容曾向控方證人、《蘋果》前副社長陳沛敏提及，以及《壹傳媒》 2001 年至 2021 年的年報。

當時法官李素蘭關注 Slack 紀錄的呈堂性，指紀錄由辯方自行取得，即控方還未看過？當時彭大狀同意，亦不欲透露來源，但強調可以呈堂。惟法官杜麗冰亦指，若Slack 紀錄有機會是偽造，控方可能會反對呈堂，質疑辯方做法不理想。

由黎的女兒登入黎的台灣《壹傳媒》電子郵箱取得

到去年5月13日第75天的聆訊中，辯方申請重召《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出庭作供，以便呈上與《壹傳媒》內部「飯盒會」有關的紀錄，並應控方要求傳召黎的事務律師何俊豪作供。

當時何俊豪律師透露，控方審訊前提供的文件從沒提過《蘋果》高層會使用「Slack」發出「飯盒會」的紀錄，而控方亦表示沒有相關紀錄，故辯方需自行尋找紀錄，直至2024年2月尾才取得由黎的女兒登入黎的台灣《壹傳媒》電子郵箱後，取得Slack紀錄，但亦非全部紀錄，黎的女兒於2024年2月26日把Slack的紀錄交給代表黎一方的律師團隊，形容過程「唔容易」。

到5月14日第76天的聆訊中，法官杜麗冰指，「飯盒會」是本案重要部份，期望辯方會注意到「Slack」紀錄。辯方資深大律師彭耀鴻當時回應指，辯方並非要指責任何人，控方不知「Slack」紀錄，辯方亦同樣不知，但若不容許把「Slack」的紀錄呈堂，便會影響審訊公平性。

法官不批准辯方重召張劍虹作供

5月16日第77日的聆訊，三名法官經考慮後，決定否決辯方申請重召張劍虹出庭作供，認為黎一方在本案開審前已有機會取得Slack平台的紀錄，且黎本身亦是Slack用戶及相關群組成員，不可能對Slack不知情，故拒絕辯方重召張劍虹不會影響司法公正。

到去年11月25日第96日的聆訊，黎智英在庭上自辯。控方對辯方擬呈堂的Slack通訊紀錄的真確性提出質疑，指對話紀錄疑被刪減或刪除，部分對內容的「時間戳記」亦非跟從正確時序展示，要求辯方須嚴格舉證有關紀錄是絕對真確。辯方亦承認Slack中的會議紀錄和總結並非完整紀錄，故就25場「飯盒會」逐一提問。

控方質疑Slack截圖來源

在本周、20日的庭審中，控方首先質疑Slack截圖的來源，惟黎表示不知情。控方再展示Slack平台中的8個對話頻道，包括「港蘋 online 對話」、「港蘋報紙對話」、「港蘋 online news 對話」、「香港蘋果紙主管」等，問黎有否與相關頻道的部門舉行「飯盒會」。黎初時指有，稱每周開一次「飯盒會」，每個部門輪流開，但若他自己及張劍虹均不在港等特殊情況，便會取消。
惟控方指出，「港蘋online對話」的對話紀錄由2018年10月開始，最後訊息則為2020年1月，當中有10個月時間沒紀錄。黎庭上指，不記得期間是否曾舉行「飯盒會」，亦不知開過多少次，又指事隔多年已記不起，也不記得會議內容。
控方再問及「香港蘋果紙主管」的對話紀錄由2019年2月開始，黎指這頻道只會在特殊情況下才用，應是「Ad-hoc（臨時）」，惟控方質疑被列表的8個頻道均應是常設頻道？黎指，沒有人做決定，8個頻道都涉及「飯盒會」，後在法官追問下，又改口稱可能不是「Ad-hoc」，但間中開會，並非定期會議。

黎稱不知誰人及刪除了哪些訊息內容

控方又指Slack頻道有些訊息曾被刪除或修改，黎庭上指，自己不知道5年前平台上被刪除的訊息是甚麼，也不知訊息是由誰刪除。

法官杜麗冰問黎有否獨立記憶關於「飯盒會」？黎指沒有，只能根據紀錄。法官李運騰問如果舉行「飯盒會」，都會在 Slack發出會議紀錄？黎指沒有，但可檢視是否有會議紀錄，惟控方確認未能找到會議紀錄。黎庭上又承認，Slack截圖沒截取所有東西，控方問即紀錄不完整？黎同意。

法官質疑Slack內沒有「飯盒會」會議紀錄

控方展示關於「飯盒會」的紀錄，首項紀錄為2018年11月8日，第二次紀錄為2019年9月26 日，當中有10個月沒紀錄，控方問黎是否知道期間有否舉行「飯盒會」？黎指不記得。

控方又展示「港蘋報紙對話」的紀錄顯示，第二次會議為2019年1月4日，再下一次會議為6天後，問黎隔6天與同一部門開會？黎指應該不是，但無法解釋；控方指，再下一次會議為2020年3月13日，即相隔14個月，黎同樣指不知道。

法官李運騰指，根據紀錄，黎似乎不是每周參與一次「飯盒會」？黎指，有時可能取消會議，李官質疑列表並不完整？黎指不知道。李官追問會否是舉行「飯盒會」後，沒有人準備會議紀錄？黎指不會，因每次會議後均會有一些可執行的建議記錄下來。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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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最大電子音樂節 Creamfields，原訂於今年3月8日及9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辦今年的香港站演出，惟主辦方CreamOfficial 2月17日於微博公布，指由於「不可抗力因素」，Creamfields香港站將取消，並向樂迷致歉，指會為所有透過官方平台購票的觀眾安排自動退款。

主辦方在公告中用「不可抗力因素」取消演出。

翻查資料，旅發局去年底公佈2025上半年的香港盛事年表中，Creamfields亦曾被載於旅發局網站中宣傳，形容Creamfields是「戶外電子音樂節每年集結世界各地DJ，彰顯香港國際盛事之都地位」。而主辦方亦曾在1月初提及兩日的早鳥門票已售罄，單日門票尚餘少量。

因此，主辦方突然發出公告取消活動，更在公告中用「不可抗力因素」解釋取消的原因，引起公眾議論紛紛。更有媒體胡亂揣測，今次 Creamfields香港站取消，是否涉及政治因素，因表現演容中包括全球百大DJ Zedd，而Zedd曾在2019年於其社交媒體讚好美國卡通《South Park》的帖文，因而被內地封殺，有部分反政府人士更乘機抹黑《國安法》，指外國樂隊敬對香港敬而遠之云云。

Ariel打聽得知，音樂節取消，是因為有主要表演嘉賓因活動撞期，無法來港演出，主辦方擔心公布主力不來後銷情不佳，遂取消活動，跟所謂政治因素，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金牙大狀話，「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是法律用語，在合同法中常用，意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不可抗力條款」在商業合約中時常使用，主要是講訂約後突然出現一些事前無法預料的重大事件，如自然災害的地震、颶風等，也可能是社會現象如戰爭、罷工或疫情等，令合約無法執行，條款旨在確保合同雙方在面對這些無法預見的情況時，免除履行合同的責任。但很多人不懂法律，胡亂地把很多事情都說成「不可抗力」，這只是對法律名詞的濫用。

但Creamfields取消活動若因為主要歌手不能來港，顯然不符合法律上「不可抗力」的定義，不是「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音樂會主辦方要確保重要表演者出場表現。主辦機構在籌辦過程中，特別是在賣票前，正常都會同表演者先簽定合約，如果未能確主要表演者可來港，就開始預訂門票，顯然是搶閘賣飛。結論就是表演者撞期而取消活動，不是「不可抗力」，應該是「辦事不力」吧。

高人話，音樂會主辦方搞不好活動，就借「不可抗力」這個術語來掩飾真相，神神秘秘，沒有公開解釋主要歌手因撞期不能來港，誤導外界以為因為政府因為政治原因阻礙音樂會舉行，這種手法有點不負責任，更引起多方無謂揣測，造成對香港形象的負面影響。

高人話，自《國安法》實施後，不少個人、機構或組織，濫用「不可抗力」這個法律用語，有時也純粹因個人擔憂想縮沙，就以「不可抗力」作藉口，退出組織、取消活動、甚至「走佬」離港。

高人提醒，「不可抗力」是法律上的專用名詞，對外使用時要額外謹慎，尤其若以公司名義發佈官方通告時，更不應胡亂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