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審回顧：辯方屢遭法官警告勿作引導性問題 呈堂傳媒報道被質疑「走後門」不獲接納

黎智英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過去一周，控辯雙方均完成舉證，黎亦作供完畢。惟值得一提的是，在控方完成盤問後，辯方展開覆問前，法官特別提醒辯方勿再提出引導性問題，否則會影響供詞的信納程度。另辯方欲向法庭呈交專家報告時，又遭控方及法官質疑與案無關，法官甚至指辯方「走後門」，以填補黎證供的空白，拒納呈堂。

辯方周三（5日)展開覆問前，法官李運騰指出，辯方於早前主問黎智英時，常向黎作出引導性提問，故提醒辯方於覆問階段，須注意切勿再提出引導性問題，否則會對被告供詞的信納程度比重有影響。辯方遂承諾，只在沒爭議的事項上作出引導。

辯方指黎區分「冷戰」及「熱戰」 後者涉「真武器」 被官質疑為引導問題

翻查資料，在2024年12月2日的庭審中，辯方亦曾被法官指作引導性提問。當時辯方提及2019 年 7 月 10 日，黎赴美與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時任國務卿蓬佩奧見面後，與保衛民主基金會（FDD）會面，而根據會議紀錄顯示，黎提到「我認為美國真的忘記了他們手中的武器多麼重要，那就是道德權威」、「利用美國在這場冷戰中的道德權威，來贏得這場戰爭，因為中方一無所有⋯就好像他們不帶任何武器就上戰場，而你卻擁有核武。你可以在一分鐘內結束戰爭。」

黎庭上解釋，「冷戰」、「核武」只是用作比喻的手法。辯方問，黎是否提倡「冷戰」？黎認為中國與特朗普政府之間已形成冷戰」。 辯方重複詢問同一問題，黎是否提倡「冷戰」？黎指「當然，我支持與中國冷戰，但我不是提倡，因為冷戰實際上正在蔓延」。辯方指，即「確認」與「提倡」是有分別？黎同意。法官杜麗冰問，黎說的「道德權威」如何將戰爭在一分鐘內結束？黎指，他只是一個比喻，或形容得太誇張，並非指真武器。

此時，辯方指黎在對話區分「冷戰」和「熱戰」的分別，而「熱戰」是代表涉及真武器。杜官聞言，即指辯方這是引導性問題，不會予引導問題下的答案任何比重。辯方遂改問，黎在對話所指的「核武」，是否大眾認知的「核武」？黎否認，重申是比喻。法官李素蘭問，為何黎會用「核武」比喻「道德權威」？會否認為聽眾會從字面上理解「核武」？黎辯稱，大家都知道中國有核武，當他提到「中國不帶任何武器」」，是指「道德權威」的意思。

辯方問黎官方資料是否來自港澳辦 遭官質疑是引導性問題

而事實上，當辯方在李官提醒的當日聆訊中，提及2020年4月26日刊出、黎的專欄文章「專橫暴政打壓 我們氣魄不滅」時，就被法官指作引導性問題了。

黎在文中提到「中共出擊撕掉《基本法》，摧殘香港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地位。沒有釋法權利的港澳辦和中聯辦高調曲線釋法，稱兩辦並非《基本法》22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公然向港府奪權⋯」。

控方盤問時質疑，黎有何基礎說「中共出擊撕掉《基本法》，摧殘香港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地位」？黎當時指，他只是陳述事實，是基於官方資料作出陳述，但忘記資料來源。

辯方覆問時再問及，黎所指的官方資料是甚麼？黎稱不記得，但指李柱銘、何俊仁等律師曾說過。辯方續問黎，有否閱讀過官方資料？黎稱，他是從傳媒知悉，才會在文中引述。辯方再問黎指的官方資料，會否是港澳辦的資料？此時，法官杜麗冰指「這是引導問題」；控方亦指黎已供稱不知道、不記得。

辯方遂問黎閱讀過甚麼傳媒的資料？黎指包括《蘋果》及其他傳媒的報道。辯方問為何黎說是官方資料？黎重申，他肯定是官方資料；辯方再問黎有甚麼官方資料提到「中共出擊撕掉《基本法》」、「摧殘香港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地位」？此時遭控方打斷，指黎已供稱不知道、不記得了；法官杜麗冰亦指，黎已答資料來自傳媒。辯方最後不再提問。

辯方欲把其他傳媒報道呈堂 被法官指「走後門」填補黎供詞空白

關乎黎以上的同一篇專欄文章，辯方在周四( 6日)的庭審中，就此提交了專家證人報告。當時辯方大律師關文渭解釋，專家從網上下載的3項資料，包括來自《明報》的新聞報道，與港澳辦和中聯辦是否受《基本法》22條所限相關，由於控方盤問黎時，質疑黎的說法沒有基礎，而黎則供稱講法來自官方資料，而黎接受辯方覆問時稱，當時曾閱讀傳媒資料，故辯方冀把相關報道呈堂，以證明當時社會上有相關報道。

惟此舉即遭法官杜麗冰質疑，指報道與本案無關。辯方隨即指出，控方亦曾從網上下載大量資料，並非全由證人呈交法庭，辯方的做法只是類似。但法官李運騰指，控方的做法是以承認事實方式呈堂，辯方則似乎想把證物「插入去」；且李官關注，黎作供時已指當時曾閱讀傳媒資料，但無法說明其他傳媒是哪一些，質疑辯方提交《明報》的新聞報道，如何協助辯方案情。

辯方重申，並非要為黎的證供「填補空白」，而是提供其他角度。法官杜麗冰質疑辯方的做法是「走後門」。

辯方指，據當時《明報》的新聞報道及官方聲明所見，「兩辦」不受《基本法》22 條所限，形容兩者屬獨立證據，以證明黎的證供，指可能黎當時沒閱讀到《明報》的報道，但當時確曾出現相關報道。

法官李運騰指，辯方似乎欲證明黎的說法並非客觀上錯誤，但此事未必與控罪相關。杜官亦指，辯方的做法是「填補空白」，指當時社會上亦有大量刊物，質疑如何與黎的案情扣連。辯方續指，呈上的報告資料是包括律政司司長有關《基本法》的發言。

法官李運騰指出，如黎當時沒閱讀到《明報》的新聞，或沒留意到律政司司長的發言，又如何有助辯方案情？3名法官最終認為資料與案無關，不接納辯方呈堂。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