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今日有篇文章，爆出巴拿馬交易輿論戰的內幕。
本地房地產代理公司多寶地產(Dorbo Realty)的董事總經理 Rickey Chan Chi-po 告訴《南華早報》，李嘉誠的長江和記內部的一名聯絡人要求他，在3月12 日發表一篇專欄文章，為長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辯護。
《南華早報》的相關報道。
陳先生稱，有人給他材料，讓他在商業和房地產新聞網站 BossMind 上寫一篇專欄文章，他同意文章使用他的署名刊登。
文章大意是，此次長和出售碼頭業務是商業決定，中央政府和香港當局最初並未對此表示反對。文章還指出，擁有市場領頭羊地中海航運公司的意大利航運家族阿龐特（Aponte）是主要買家。
文章指出，交易的「關鍵人物」是地中海航運集團總裁兼碼頭投資有限公司（TiL）董事長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他創立的公司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碼頭運營商之一，也是貝萊德在港口交易中的財團合作夥伴。
據了解，出文章意在表明，這筆交易的關鍵人物不是美國人，而是意大利人。文章稱，「面對迅速變化的政治和經濟環境，投資者應靈活調整投資專案，以降低風險。」文章又指，長江和記出售港口業務，不但可規避政策風險，亦可增強集團的現金流，以應對市場的急劇變化。「長江和記在內地和香港保留了港口資產，包括深圳鹽田港和香港國際碼頭，因為它看重香港和內地的航運前景。」
陳先生拒絕透露是哪位長江和記的高管向他提供了該專欄的材料。
BossMind 並未回應《南華早報》對事件的詢問。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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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