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貿易戰下，中國進一步限制關鍵礦產的出口，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簽署行政命令，擴大鎳、銅等關鍵礦產的海洋資源開發，試圖抗衡中國影響力。惟美國國防情報公司戈維尼（Govini）近期發布的報告，進一步揭露了美國國防供應鏈的弱點，原來有逾1900種共8萬多個不同部件的美國武器系統，是需要依賴中國關鍵礦產。
美國國防情報公司Govini近期發表報告，揭有逾1900種共8萬多個不同部件的美國武器系統是需要依賴中國關鍵礦產。
4月初，北京對用於從雷射導引武器到核磁共振成像儀等各種用途的7種稀土元素包括釤、釓、鋱、鏑、鑥、鈧、釔實施了全面出口管制，需要政府發出的出口許可證。
2023年7月，中國商務部與海關總署聯合發布對鎵、鍺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的公告。2024年8月，兩部門聯合發布公告，決定對部分銻、超硬材料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今年2月，兩部門又再聯合發布對鎢、碲、鉍、鉬、銦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的公告，對仲鎢酸銨等25種稀有金屬產品及其技術實施出口管制。
而據軍事媒體透露，自2010年以來，五角大樓對含有5種關鍵礦物（銻、鎵、鍺、鎢和碲）的零件的需求激增，每年增長23.2%，僅鎵相關合約數量每年就增加 41.8%。
而根據Govini數據分析，目前1,900種武器的80,000多個不同部件都依賴這些材料，即佔美國防部所有武器的約78%可能受到影響，其中海軍的依賴尤大，其超過91%的系統至少含有一種礦物。在過去15年中，其中5種被管制的礦物在美國武器中的使用量平均每年增加23.2%。
以鎵為例，這種礦物在GPS系統和雷達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中國對銻、鎵和鍺實施出口禁令後，含這些關鍵礦物的零件價格與幾個月前採購價格相比平均上漲了5.2%；具體而言，含鎵的零件價格已上漲了6.0%，含銻零件價格上漲了4.5%，含鍺零件價格上漲了1.6%。其他所有零件價格平均僅上漲了1.4%。
美F-35戰鬥機。
報告列舉了一些關鍵零部件，包括F-35的銻化銦焦平面陣列、使用氮化鎵材料的AN/SPY-6雷達、高純鍺探測器、使用鍺的「標槍」反坦克導彈紅外光學系統、鎢合金穿甲彈以及使用碲的RQ-21A「黑傑克」無人機。
Govini分析了1900種武器系統的全生產過程，發現中國佔據供應鏈主導地位，涉及比例從鍺的82.4%到碲的91.2%不等。
報告又稱，即使是在澳洲開採的銻，如果在中國提煉，也會變得無法用於美國的系統。結果是大美國國防部 88% 的關鍵礦產供應鏈受到中國的影響。如F-16、阿利伯克級驅逐艦和民兵 III 飛彈等關鍵平台使用的銻，幾乎都在加工的某個階段經過中國，僅有19% 的商品可在中國以外獲得供應。
此外，鎂是飛機機身和飛彈必備的原料，而中國是鎂的主要供應國，美國卻缺乏鎂的儲備；還有石墨和螢石，它們對火箭推進、雷射和核燃料加工至關重要。
報告總結稱，美國對中國關鍵礦產的依賴體現出一種明顯且日益增長的戰略脆弱性，如果不加以解決，這種脆弱性可能很快就決定美國威懾力的極限——不是金錢或軍隊實力，而是關鍵礦產的稀缺性。
《彭博》亦報道指，美國國內目前對本月初進一步限制出口的的7種中重類稀土素元進行精煉的能力為零，即完全依賴進口。
《華盛頓郵報》報道稱，雖然美國近年試圖尋找關鍵礦產的新供應鏈，惟建立新的供應鏈既繁瑣又成本高昂，而且中國在稀土產業規模和供應鏈完整性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其他國家難以複製「中國模式」。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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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將實施全面重組計劃，國務卿魯比奧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目前的國務院機構臃腫、官僚主義盛行，難以履行重要外交使命。
內地澎湃新聞刊文稱，美媒曾陸續曝出特朗普政府提議大幅削減國務院與國際開發署（USAID）預算，關閉大批海外使領館等涉及國務院改組的內容。自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以來，美國聯邦政府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改革風暴，而國務院成為此次改革的主要對象。如今這一激進改革的齒輪已開始轉動，其所帶來的衝擊或將成為美國霸權和國務院職能的歷史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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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看來，美國國務院是其「排乾華盛頓泥沼」的天然對象。這一機構處於「美國優先」議程的對立面。
其一，國務院是美國多元化議程的主要推動者。國務院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推動所謂美式民主價值的核心機構，通過對外援助、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將美國理念從國內延伸至全球，影響國際政治生態。這其中，多元化議程成為「美式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國際開發署作為國務院分支，在推廣性別平等、少數族裔權益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向發展中國家投入大量有關性別平等、支持跨性別組織、氣候變化運動的援助項目。
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這些項目與美國國家利益無關，甚至可能在一些敏感地區引發爭議，讓美國民眾面臨新的風險。此外，國務院和USAID員工在政治捐款上高度傾向民主黨，這進一步加劇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懷疑，即國務院所推動的多元化議程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針對特朗普理念的「陰謀」。
其二，國務院被視為是美國「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主要代表。所謂「深層政府」，指的是美國國內不受民選官員直接控制、通過政策制定和外部遊說影響政府的官僚機構和智庫網絡。特朗普長期將「深層政府」視為其執政的主要障礙，也有意炒作這一議題，煽動底層民眾和上層精英的對立。國務院被認為是這一隱形權力的核心代表。特朗普認為，國務院的許多政策受到華盛頓智庫、跨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過度影響，USAID也與諸多美國智庫以及外國遊說團體關係密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指出，國務院和USAID的一些項目間接支持了哈馬斯、伊斯蘭極端勢力等「美國敵人」。這些項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大為國務院受到「深層政府」操控的證據。
其三，國務院被視為是經費浪費的「眾矢之的」。特朗普政府將國務院及其附屬機構作為重要審查目標，也發現一些所謂低效和浪費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USAID向伊拉克的「新芝麻街節目」撥款2000萬美元，旨在通過教育娛樂推廣多元化理念，被批評為不切實際；向烏干達和牙買加的LGBTQ倡導項目分別撥款550萬美元和150萬美元，項目效果存疑。此外，USAID部分人道主義援助項目被指行政開支過高，多數資金被用於管理和諮詢，養肥了外包商和諮詢機構，未發揮援助效果。裁減這些項目為特朗普提供了展示「精簡政府」政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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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針對美國國務院的「斷臂式改革」不僅衝擊國務院職能，更標誌著戰後美國國務院「例外時代」的終結。
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設計師」，國務院奠定了美國霸權的基礎。國務院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執行機構，通過多邊機制、價值觀推廣和盟友協調，塑造了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國務院深度參與美國構建以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北約為基礎的全球框架，是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設計者和執行者。
馬歇爾計劃是國務院塑造美國全球戰略的巔峰體現。1948年至1952年，時任國務卿馬歇爾主導的該計劃向西歐提供超過100億美元援助，協助歐洲重建。在國務院資深外交官凱南等人的深度運籌下，該計劃不僅恢復西歐經濟，還將盟友綁定在美國的地緣政治軌道上，塑造了對蘇冷戰的戰略基礎。
1949年，北約成立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軍事霸權。國務卿艾奇遜是北約的主要設計者，他說服歐洲盟友接受這一聯盟。北約象徵美國對西歐安全的承諾，奠定了戰後軍事秩序的基礎。這些措施使美國從孤立主義轉向全球領導。
冷戰期間，國務院的職能和規模迅速擴張，以應對與蘇聯的全球競爭。國務院推動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成立，負責管理對外援助，美國使領館數量、外交人員規模和預算規模都穩步上升，國務院逐漸成為聯邦政府中最為龐大的部門之一。
冷戰結束後，國務院職能進一步擴展。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將「民主推廣」作為外交核心，國務院通過資助非政府組織和選舉監督，擴大在東歐和中亞的影響力。新世紀以來，國務院協調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援助，總額超600億美元，涉及基礎設施、教育和治理改革。這些行動顯示國務院從傳統外交擴展到基於價值觀的「國家改造」，涵蓋人權、反恐和氣候變化等領域。
因其在維護美國霸權中的不可替代性，國務院成為美國歷史上多次政府改革和預算削減的「例外對象」。相比之下，美國情報機構、美國軍方更容易成為改革靶子。尼克遜政府時期，中情局遭遇大規模裁員和預算削減，超過1500名僱員被解職，大量涉外職能被取消。與之相對，國務院預算和職能未受影響，甚至有所增加。克林頓政府時期，國防部和情報機構成為「政府精簡」的重點目標，國務院則繼續享受擴張紅利。
特朗普打破了這一傳統。在他的政府改革中，國務院的次序從最優先變為了最「劣後」，其預算面臨斷崖式的削減。受此影響，國務院自然難以維持現有的職能和定位，將面臨「推倒重來」程度的調整和變化。
美媒稱此次國務院重組是美國外交系統數十年來最大的變革。目前實施的是國務院重組計劃的第一階段，未來不排除國務院的預算和規模進一步被削減的可能性，美國的海外使領館也有可能如美媒此前爆料的那樣，被大批關閉。
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務院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一條道路是就此擺爛，其職能重新退回到二戰前的初始狀態，成為一個服務和聯絡機構。另一條道路是減員增效，運用新技術提升效率，更加聚焦於經濟、安全領域，實現所謂的現代化轉型。從國務院當前趨勢看，走向後一條道路的可能性更高。
近年來，國務院成為運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最為積極的美國政府部門之一。據國務院人員披露，該部門已將人工智能引入信息收集、整理、文件翻譯等領域，部分替代了人力工作。借助這些新技術，國務院有可能在僱員顯著減少的情況下維持住「基本面」，繼續作為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主要觸角。
同時，經費和人員削減必然對美國在國際多邊機制、全球治理等領域的能力有所影響。相對於一般外交工作，這些領域更需要專業性技術支持，更需要持續性的投入。在缺少資金的情況下，美國國務院難以繼續通過外包和外部智力支持的方式引導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的議程。
此外，美國國務院還可能將一些對他國實施「影響力」、試圖影響他國政局的職能轉交給美國軍事和情報部門。這意味著美國在這些領域的政府內部分工將退回到冷戰初期的狀態，即由軍事安全部門主要負責。這種變化可能帶來一些意料之外的結果。國務院在進行此類「民主推進」中一般會兼顧與對象國的外交關係，但軍事安全部門則顧慮更少，更傾向於採取高風險高回報的策略。這可能將給全球安全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