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抽太多？美國28座大城市緩慢下沉 3400萬人恐陷建築危機

有研究發現，美國28座城市出現「土地下沉」情況，每年約下沉0.08至0.4英寸，長期恐怕破壞建築物與基礎設施的結構完整性，影響3400萬人，即全美約12%的人口。

28座城市出現「土地下沉」情況

據外媒報道，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大學（Virginia Tech）透過衛星雷達測量技術，調查全美人口最多的28座城市的土地下沉情況。結果發現，每一座城市至少都有20%面積正在下沉，其中25座城市的下沉面積更高達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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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紐約、芝加哥、西雅圖、丹佛與另外5座城市每年下沉0.08英寸（約0.2厘米）。德州的幾座城市下沉速率偏高，每年達到0.2英寸（約0.5厘米），休士頓部分地區更達到每年0.4英寸（約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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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變化累積 將增加災難風險

研究第一作者奧亨恩（Leonard Ohenhen）警告，即使土地只往下移動一點點，都可能「深刻」影響建築物、道路與水壩的結構完整性，「隨著時間推移，很多微小變化將累積起來，放大都市系統內的弱點，增加洪水風險。」

與他共事的「地球觀察與創新實驗室」副教授西爾薩伊（Manoochehr Shirzaei ）也表示，不穩定的土地活動，可能破壞建築物、地基與基礎設施，「隨著時間推移，基礎設施可能默默受損，等到破壞程度很明顯時，往往已經非常嚴重，甚至可能釀成災難。在迅速擴大的都市中心，這種風險往往會被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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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下沉主因是開採地下水

研究團隊指出，土地下沉主因是開採地下水，隨著城市不斷發展，對於淡水的需求也不斷增加，但若地下水抽取速度高於補充速度，含水層就可能在地底下崩塌，並且被壓得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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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模式變化等因素可能加快下沉速率

此外，天氣模式變化、都市人口成長、社會經濟發展的複合效應，也可能加快下沉速率，甚至讓先前穩定的區域，變得更容易遭受洪災、基礎設施故障及長期土地退化的影響。

對此，研究團隊也提出解決方法，包括把土地下沉監測，納入都市規劃政策，並且對地下水抽取，進行更完善的監測與管理。

內地考古學家在山東省廣饒縣的傅家遺址確認了母系社會的存在。這個母系社會持續約250年，距今約4750年。這也是全球首次通過考古學材料、分子人類學和遺傳學確認母系社會存在。

4750年前大汶口文化兩個母系氏族構成的村落組織

據內媒報導，研究團隊利用高分辨率古DNA親緣關係鑒定技術，綜合考古學、人類學、穩定同位素和碳十四年代學等多學科交叉研究，在廣饒傅家遺址的考古發掘基礎上，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區確認了4750年前大汶口文化兩個母系氏族構成的村落組織。這為19世紀摩爾根、恩格斯提出的「原始母系社會是文明前夜重要階段」的理論提供了東方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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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早期社會組織研究有重要意義

與以往主要依據考古發現、雕像、女性用品和民族志、文獻記載得出的假說不同，此研究首次利用分子人類學和遺傳學證據。這不僅確認了史前母系社會組織的存在，還全面揭示了新石器時代黃河下游沿海地區母系氏族社會的組織特徵、人口規模、生業模式和生產力水平等關鍵信息，對人類早期社會組織研究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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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對早期人類社會組織和古代親屬制度的研究

研究團隊由古DNA、考古學、人類學和穩定同位素等領域的人員組成。他們早早注意到傅家墓地結構中的一致性特徵。這項研究成果展現了古DNA和考古學為基礎的多學科交叉研究在古代社會組織研究方面的潛力，將進一步推動對早期人類社會組織和古代親屬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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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的有效群體規模有限 社會發展水平不高

研究指出，傅家社會兩個母系氏族在線粒體DNA層面有明確分界，但在喪葬習俗和文化實踐上保持高度一致。兩個氏族之間有密切的婚姻聯繫，氏族墓地持續了超過250年，印證了恩格斯描述的「母系血緣紐帶與社會共同體並存」的社會圖景。此外，研究還發現氏族成員主要從事原始農業，並可能攝入海洋食物，顯示出比其他大汶口文化更高的蛋白質攝入量。然而，氏族的有效群體規模有限，社會發展水平不高，也沒有明顯的社會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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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東亞地區母系社會運行機制研究的空白

這項研究填補了東亞地區基於古基因組數據的母系社會運行機制研究的空白，為國際學界提供了基於系統遺傳數據的新石器時代母系社會模型。研究還為理解早期社會複雜化過程提供了新的框架，進一步揭示了黃河流域下游的海岸帶地區在父權制社會確立之前，母系社會曾在此區域孕育出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單元，構成中華文明起源過程的重要基礎。這一研究結果也證明中國東部海岸帶地區對完整理解早期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傅家遺址位於廣饒縣廣饒街道辦傅家村及其周圍，傅家村就坐落於遺址的中部。遺址東距淄河約4公里，北距小清河約15公里。遺址中部高，四周低，俗稱「傅家頂蓋子」或稱「摩天嶺」，是魯北地區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之一。遺址形狀為橢圓形，東西長750米，南北寬500米，總面積37萬平方米，中心部分18萬平方米。文化堆積層厚約3米，內涵豐富。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進行了多次調查或發掘，時間跨度超過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