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東外交破局：搶佔新絲路金融先機

作者:鍾賢

中國慶幸貿易多元化而未受美國關稅戰影響，可憐美國經濟日趨疲弱，逼使特朗普狗急跳牆，終於跟中國在瑞士達成暫緩關稅協議，更劍指中東，特朗普今週追趕香港出訪科威特及卡塔爾的步伐，出訪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及阿聯酋。中美角力持續，關稅戰盡顯美國無賴本性，更突顯貿易單向化的危機，故各地亦瞄準中東，爭先拓闊客源。

中美中東博弈：香港的戰略時間窗

特朗普宣布出訪中東之前，我們香港早已宣布率團到訪卡塔爾和科威特。卡塔爾與科威特人均GDP分別高達8萬及3.4萬美元，與香港5.6萬美元的水平同屬高收入經濟體，市場消費力與投資潛力高度契合。

美國總統訪問沙特，重點在安全合作與石油供應，但沙特「向東看」政策已不可逆轉。2024年沙特出口往中國商品總值575億美元，同期出口往美國總值僅127億美元。香港此時出訪，正可乘勢深化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國家的非石油合作，例如引進卡塔爾主權基金投資香港的創科企業、推動中東家族辦公室落戶香港，提供伊斯蘭金融與稅務優惠配套等。

阿拉伯資金正在向東流。

金融合作：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再升級

中東主權基金近年積極分散投資風險，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樞紐，正是承接這股資本的理想平台。科威特投資局（KIA）管理資產逾10,290億美元 ，卡塔爾投資局（QIA）更持有5,260億美元資產 ，兩者均加大對亞洲佈局。香港具備資金自由進出、貨幣穩定等優勢，全球對內地投資有三分二經香港進行，故中東企業可在港找到各項內地機遇，而內地亦視香港為走出去首要平台，令香港成為中外資金交匯點，充分發揮好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香港出訪中東之際，中國車用電池大型企業寧德時代在港招股，而今次寧德時代的基石投資者亦有科威特投資局（KIA），顯然科威特對投資中國企業相當有興趣；香港若能通過科威特之旅促成中東資金通過「股票通」、「債券通」進入中國市場，將直接支持內地發展半導體、新能源等「新質生產力」。

美國試圖透過沙特繼續推動「石油美元」以續命，而香港行政長官此時出訪同屬「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的成員國，可強化「石油人民幣」結算的替代路徑，另外去年香港首發的沙特里亞爾債券即為成功範例，亦顯示兩地加強金融合作。

沙特積極減少過度依賴以美元作石油貿易媒介，其戰略之一是轉向東方，特別是加強與中國及其盟友的關係，例如加入「金磚國家組織」（BRICS），探索使用「金磚國家」貨幣進行石油貿易的可能性，減少對美元的依賴。隨着美元逐漸不再是石油結算的唯一貨幣，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似乎已衰退。今次行政長官中東之行於卡塔爾促成香港、內地和中東企業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加強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等的合作，未來若能在伊斯蘭金融（如Sukuk債券）與數字貨幣（如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領域進一步合作，將進一步鞏固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定價權。

為保沙特盟友 美方篡改歷史獻媚

相比香港實幹地出訪中東，特朗普出訪沙特前故弄玄虛，豪言要把伊朗及沙特阿拉伯之間的波斯灣更名為「阿拉伯灣」，挑唆鄰近伊朗的無名火起。

波斯灣位於伊朗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間，為國際重要石油航運通道。波斯灣(Persian Gulf)這個名字最早於公元前5世紀(即約)出現於波斯前身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銘文上以「Parsa Sea」或「Persian Sea」名義出現 ，及後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於公元前450年稱之為「Persicus Sinus」(即波斯灣)、史特拉波(Strabo)及埃及學者托勒密(Ptolemy)亦於公元1至2世紀稱之為「Persian Sea」。截至現時，聯合國亦於2006年的官方文件稱之為波斯灣，強調有關名稱源自公元前5世紀的波斯國王。

從來，波斯灣命名爭議出自政治，非關地域性。自1979年伊朗革命後，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阿位伯國家跟伊朗關係升温，有指阿拉伯國家逐漸推動「阿拉伯灣」，以提升阿拉伯國家對海峽的身份認同及授權。

今次美方豪言招來伊朗嚴言譴責，但同時為美國出訪中東定調：阿拉伯國家乃美國重要盟友，美國亦不惜歪曲文化歷史以獻媚。大打關稅戰同時，美方銳意實踐美式民主世界觀的野心昭然若揭— 由從前為墨西哥灣冠上「美國灣」，到矮化加拿大為「美國第51州」，以至於現今「阿拉伯灣」的更名，均以荒誕話術，破壞國際規則，以口號構築國際霸權的海市蜃樓。

香港開拓沙漠熱土航運貿易，打通歐亞非供應鏈樞紐

卡塔爾人口約280萬 、科威特483萬 ，雖人口有限，但消費力強勁。香港可推動中東企業將區域總部設於香港，利用本地「零關稅」優勢，將中國電動車、光伏產品經香港轉口至海灣國家，同時引進中東高附加值商品（如石化產品、貴金屬）至大灣區。

卡塔爾的哈馬德港(Port of Hamad) 與科威特的舒韋赫港(Shuwaikh Port)，均是區域轉運中心，而香港作為全球第四大船舶註冊地，可透過海事法律仲裁、船舶融資等專業服務，切入中東航運市場。科威特正推動「2035願景」以成為區域金融和貿易中心，該國大興土木，正好為香港公司帶來機遇，如顧問服務、管控工程進度、策劃太陽能或風力發電方案。

香港須以速度與靈活性取勝

中東資金配置，正從西方轉向亞洲，香港的普通法體系、資金自由流動，以及背靠中國產業鏈的優勢，比新加坡更具吸引力。行政長官此行若能在美國中東行前簽署實質協議，將向國際釋放明確信號：香港不僅是中國的國際化平台，更是全球資本佈局新興市場的關鍵支點。

香港在中東的「軟實力競賽」，才剛開始—而香港，已搶先起跑。

維觀者言：鍾賢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鍾賢

維多利亞港兩岸的霓虹天際線舉世聞名，但當遊客沿著海濱漫步時，常會發現連貫的步道，在關鍵節點戛然而止。精心設計的觀景平台，被施工圍板阻隔，這些景象正是香港海濱發展困境的縮影。

自1997年《保護海港條例》實施以來，維港填海工程在司法覆核陰影下舉步維艱。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因法律爭議延宕7年，啟德郵輪碼頭配套設施因環評訴訟停擺5年，這些案例揭示現行制度已偏離立法初衷。當海港保護主義蛻變為發展恐懼症，港府提出的修例草案，實為撥亂反正的關鍵契機。既要為海港築牢生態防線，更要為城市打開發展空間，讓維港真正成為市民共享的活力廊道。

司法程序下的發展困局

現行條例將「不可填海推定」機械套用於所有工程項目，猶如給維港套上法律緊身衣。2003年2月，「保護海港協會」指責城市規劃委員會「灣仔填海計劃第2期」工程違反《保護海港條例》，並提出司法覆核；法院於2003年7月裁決城規會敗訴，迫使填海計劃要重新進行規劃，而原定於2010年完成的工程一拖再拖，於2017年年初才正式啟用。

香港受困於《保護海港條例》這條殖民地時代終結前急急通過的法例，市民要多等7年，才可享受到世界級的灣仔北海濱建設以及中環灣仔繞道。類似大大小小的案例也不少，環保組織多次以「破壞自然海岸線」為由，申請司法覆核，最終被逼放棄許多擴建計劃。這類案例折射出現行制度的荒謬性：海濱欄杆更換，需經與大型基建相同的審查程序; 景觀平台擴建，面臨與貨櫃碼頭工程同等標準的環評要求; 法律框架的僵化，已產生實質性社會成本。這種「司法完美主義」，正在扼殺城市微更新的可能性。當法律將所有填海行為等量齊觀，實質上是剝奪了專業部門根據工程性質分級管理的裁量權。

分級管理制度的破局之道

新加坡濱海灣發展經驗值得借鑑，其《海濱條例1920》建立兩級管理制度：永久性填海必須經國會批准，不多於8公頃工程由國家發展部部長審批，微改造項目則下放至社區委員會。這種彈性機制，使濱海藝術中心等標誌性項目與社區碼頭改造得以並行不悖。香港新條例引入的優化工程許可機制，就是試圖在「嚴格保護」與「靈活發展」間建立新平衡，將小型填海項目及臨時填海項目從繁複的司法審查中解脫，轉由專業部門進行技術評估。

公眾利益視野下的海港新生

海濱空間的社會效益具有乘數效應。溫哥華煤港改造研究顯示，投入海濱的改善資金，可通過健康效益、旅遊收入等形式，產生數倍的社會回報。當法律過度聚焦於填海面積的加減計算，實質是忽視了海濱空間，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複合效益。

悉尼達令港(Darling Harbour)改建，將兒童遊樂設施、無障礙通道等社會指標量化計分，使海濱規劃真正回應市民需求。香港需要建立類似的價值評估體系，讓海濱更新擺脫環保與發展的對立，進入社會綜合效益最大化的新維度。

各地都有靈活發展海港的案例。

站在維港天星碼頭眺望兩岸，我們既要守護這片海水不變的湛藍，也要創造屬於時代的濱水生活。當法律條文從「不可填海」的絕對禁令轉向「智慧填海」的精密調控，香港正站在海港治理的轉折點。新修訂條例不是要拆除環保藩籬，而是要在生態紅線與發展需求間架設橋樑，讓維港在嚴格保護中重獲生長能量，發光發熱。這需要司法機構對專業判斷保持必要謙抑，需要環保組織超越抗爭思維參與共建，更需要全社會形成「保護是為了更好發展」的共識。唯有如此，維港才能既留住記憶中的帆影，鋪展面向未來的濱水長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