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政府按法律執法，執法的依據和透明度相當重要。
中央駐港國安公署與警務處國安處昨日（6月12日）就一宗涉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案件，採取聯合行動，約談6個人及1個組織，獲得法庭搜查令檢查相關人士的住所和辦公室。這次執法行動是早前《維護國家安全（國安公署）規例》訂立後的首次執法案例，要了解附例和執法行動的權力根源，就要從最根本的概念說起。
第一、國家行為
中國是實行單一體制的國家，權力由上而下授予。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政府的事權，當然中央政府可以授權地方政府（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協助執法，但這樣無損中央的事權。在憲法學有「國家行為」的概念，意即政府按法律行使中央事權時，這就是國家行為，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國家行為無管轄權。中央從來就有保護國家安全的權力。
第二、《香港國安法》第55條
當然，中央政府可以立法闡明甚至限制自己的權力，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為香港訂定的《香港國安法》就是一個好例子，當中第55條指，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可以在3個特別情形下介入國安案件，這3個特別情況分別是：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二、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三、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
由於《香港國安法》是中央立法機關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律對中央機構有約束力，換言之《香港國安法》第55條其本質不是增加國安公署的權力，反而是明確了國安公署只會在該3個情況下行使權力。
第三、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的附例
早前香港特區立法會訂立《維護國家安全（國安公署）規例》，這條附屬法例講清楚國安公署在港執法時候的相關程序、特別是不配合執法會有何後果。例如昨天的執法，國安公署就是根據這條附例第3條，要求警務處國安處協助和配合，包括為國安公署對涉案人士進行約談作出安排。另外，警方國安處都根據另一條附例即《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一，獲得法庭搜令搜查6個涉案人士的住所，和根據附表二要求涉案人士交出旅遊證件。這部分是香港警方國安處調查的部分，當警方國安處也認為有關人士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就按相關附例進行調查。
《維護國家安全（國安公署）規例》的制定，其實明確了當國安公署在香港按《香港國安法》第55條執法時適用的刑事程序及相關人士的刑事責任。要注意即使沒有這個新訂的附例，完全不會影響國安公署在香港的執法權力，因為這個是國安公署按《香港國安法》第55條行使權力的國家行為。但會有人提出疑問，國安公署執法時，究竟會適用內地的刑事訴訟法，還是香港的法律來去規範對調查不合作的行為，但附例制定之後，就等於清楚說明，如果國安公署在香港執法時，有關人士並不配合，就會按香港的附例進行處罰，而不是適用內地的刑事訴訟法律。當然要注意附例並沒有規範國安公署執法的權力，但會闡明了國安公署在港行使權力時適用的本地法律。
雖然國安公署的執法權力沒有變，並不會因為這條附例增加了其權力，因為其權力早已存在，但附例的好處就是增加透明度，以及適用的香港法律。這是香港法治的特色，中央顯然十分重視，盡量保持。
第四、尚未啟用第55條。
有人問這次聯合行動是否已啟用《香港國安法》第55條，擔心會被送返內地。但看政府的公布，國安公署今次是為確定有否《香港國安法》第55條所指的情形，而要求警務處國安處協助約談相關人士，換言之，《香港國安法》第55條並未啟動 。
有人說，這次國安公署首次在香港執法，有一定的震懾力。不過也可以引用當年外長錢其琛談及香港將就「23條」立法時候的評價。他說「23條」立法主要針對那些想破壞國家安全的人，這些人是絕少數，心中沒有鬼的人，不會受到相關法律制裁，當然很反對立法的人，就可能是「心中有鬼」了。
普通市民如果不涉及極其嚴重的國安案件，完全不會擔心國安公署在香港約談他。如今這個個案更加表明，國安公署在香港約談嫌疑人時，會按附例找警務處國安處配合，如果需要搜證的時候，也按《香港國安法》要求行事。可以說這次執法行動是進一步完善《香港國安法》的實踐，增添了執法行動的透明度。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