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環綫破局合併規劃 善用內地方式進行工程 高人：加快發展新模式

港鐵與政府分別宣布，就北環綫第一部份項目簽訂協議，涉及融資安排、設計及建造，按照2025年7月價格，核實的項目預算約為314億元，預計北環綫主綫及支綫目標不遲於2034年同步通車。

政府與港鐵就北環綫簽訂第一部份項目協議。

北環綫是未來北部都會區的集體運輸骨幹，中主綫將連接目前的錦上路站，至將會興建的古洞站，中途設有凹頭、牛潭尾及新田站，而古洞站及錦上路站將分別接駁東鐵綫及屯馬綫；至於支綫，則是一條跨境線，聯通深港兩地，由新田站伸延至洲頭、河套至皇崗口岸站。

港鐵發言人表示，今次簽訂的項目協議，跟以往構思最大的不同在於北環綫的主綫和支綫整合為單一項目，但將分為兩部分進行施工，先開展第一部分項目協議的建造工程，包括主線的古洞、凹頭、錦上路站；連接古洞至新田段、凹頭至錦上路段的隧道段，以及相關鐵路設施如通風樓、緊急救援入口等；並同步進行支綫的詳細規劃和設計。

第一部項目協議會先建造部分主綫工程。

至於主綫餘下的部分工程包括新田及牛潭尾站，以及支綫的各個車站，包括皇崗口岸、河套及洲頭站；皇崗口岸至凹頭的隧道段，需同時支持主綫與支綫的牛潭尾車廠等相關鐵路設施，則會在第二部分的項目協議才一併處理。

第二部分項目協議才完成餘下主綫部分及支線各個車站。

港鐵發言人解釋，採取一體化規劃的原因，是主綫和支綫的「步伐」不一致。其中主綫已完成法定程序，包括環境許可證及批准鐵路方案，而規劃和設計亦已進入尾聲，具備成熟的施工條件，可於今年內施工；但支綫的法定程序則處於早期階段，設計亦尚待展開，為實現主線和支線能於2034年一齊通車，爭取時間，不待支綫設計完成便開展主綫的建造。支綫原預計在2036至2038年才開通，換言之，新規劃把支綫的通車提前了2年。

另一方面，港鐵發言人指，把主綫及支綫合併為一個項目規劃，可發揮協同效應，提升工程時間和成本效益。港鐵將與政府研究支綫涉及的跨境項目，如何優化和精簡程序，推動善用內地方式進行建造工程，如採用設計標準及施工規範，引進內地嶄新機械、建築物料和創新建築技術等。

發言人說，其中一個考慮方案，支綫部分路段涉及跨境隧道，若由皇崗口岸站起步鑽挖，便可善用內地資源，但要政府在政策上配合，而政府亦一直有與內地方面商討。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據他了解，港鐵本來預計北環綫工程費用約為600億元，但政府現正考慮將凹頭至新田的主綫路段，以及新田至皇崗口岸的支綫路段，交由內地鐵路公司承建，預計工程費將可降至300億元，並能夠在2034年同時完工。 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則指，在新安排下，支綫將會採用國家標準，整體成本下降2至3成。

對北環線的造價，港鐵發言人指，目前仍未展開支綫的詳細設計，故目前談及造價，仍言之尚早，亦未能估算在協同效應下，成本和時間上可節省多少。

但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社交平台表示，今次是運物局與港鐵攜手，以破局決心，透過三大關鍵突破，降低成本和加快建造工程，會預留彈性讓港鐵夥拍其他企業合資推展項目。

港鐵發言人表示，現時未有簽訂第二部分項目協議的時間表。

政府發言人則表示，今次當局果斷作出3大突破，為項目提速提效，包括將支綫和主綫合併作為一個項目規劃，再分成2部分推展；利用內地方式和能力建造，並在路政署設立專責小組審批，精簡流程；又引入鐵路建造相關的內地標準、做法和資源，提升效率，將支綫規劃大幅提前。

高人話，今次北環綫鐵路項目破天荒由港鐵和政府合作，由路政署設專責小組統籌處理，提升協調效率，省卻部門之間的行政程序，又可在跨境部分協調內地政府和相關單位，令項目主綫和支綫提前同步通車，配合未來北部都會區及河套區的發展步伐，更有機會大幅降低造價，確實是一個好開始，未來鐵路項目都可以仿效。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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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