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管網約車有跡可尋　政府參考外地經驗考證　高人：結合本港實際狀況整體考慮　

政府推出規管網約車的立法框架，以市民利益為首要考慮，建議網約車司機、車輛及平台都要領牌。在制定相關規管時，政府也參考了外地經驗，包括內地的上海、深圳及新加坡、英國倫敦、澳洲坎培拉、美國紐約現時的規管機制。

縱觀運輸及物流局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顯示，以上6個地區都規定網約車平台、車輛及司機都須領牌，情況跟港府建議的類似。

運輸及物流局長陳美寶今（7月16日)在電台節目指，規管網約車平台屬於核心環節，也參考了外地經驗，平台需申請牌照，並要就司機和車輛進行盡職審查及監察服務；而網約車收費則隨市場供求有所調整，舉例澳洲的網約車平台，現時就每程網約車程徵費，以支援的士業，有意見認為本港可借鏡，政府會多聽意見，並與平台商討，最終讓市民付出合理價錢使用服務。　

運輸及物流局長陳美寶指，規管網約車平台屬於核心環節，並參考了外地經驗。

網約車數量的規定，港府明言會再聽取持份者意見。但據當局文件指，現時不同地區有不同做法，有些沒就網約車數量設上限，如倫敦和坎培拉；而有些雖然沒就網約車數量設限，但卻採取措施嚴格控制整體私家車數量增長，如新加坡。

另外一些地區則為緩和交通擠塞或避免惡性競爭等因素，暫停發出新網約車牌照，如上海自2023年7月起，為維護市場供求和秩序，暫停批新牌照至今；而紐約亦自2018年8月起，為應對交通擠塞情況和維持司機薪酬，暫停批出新牌照至今。而深圳亦於近期發出風險提示，指網約車市場已飽和。這方面，港府亦提及要考慮道路交通負荷能力，恐太多網約車會造成擠塞。

上海、深圳及新加坡、倫敦、坎培拉、紐約的網約車平台都須領牌，並對旗下車輛和司機作盡職審查，而其中三地更須保存紀錄並按時呈交營運資料予監管機構。

不妨參考外地經驗，比較下現時政府建議的規管網約車做法。在網約車平台方面，政府現時建議須領牌，牌照有效期5年，須對旗下車輛和司機作盡職審查，這做法跟外地類似。

現時，上海、深圳及新加坡、倫敦、坎培拉、紐約都須領牌，對旗下車輛和司機作盡職審查，而新加坡、倫敦及坎培接更須保存紀錄並按時呈交營運資料予監管機構；而上海及深圳則規定平台須設伺服器於內地，所採集的信息和數據須在內地儲存及使用。

牌照條款方面，除了新加坡外，全部都不能轉讓，有效期由2年至6年不等，其中深圳和倫敦都是5年有效期；除了坎培拉，其他都可續領；至於較別的是新加坡，有效期在牌照條款內訂明現時為1至3年，牌照可轉讓，但須獲當局同意或符合牌照條款。

對網約車輛的規管，政府建議須領牌，車輛必須有商用車第三者保險，車齡不能過7年，每年要驗車，牌照有效期為1年，不得轉讓，可續期但最長5年。

其他地區都全部須領牌及持有商用車保險；而上海、深圳新加坡和坎培拉都規定要每年驗車，倫敦更要求每半年驗車，上海和深圳要求車齡超過5年的須每半年驗車，新加坡則規定若車齡超過10年須每半年驗車，紐約則只須每2年驗車；

至於車齡，上海和深圳都要求營運期間車齡上限為 8 年，深圳更要求領牌時車齡不超過2年，倫敦則要求領牌時車齡上限為5年，營運期間車齡上限則為10年；值得一題的是，上海和深圳都有要求網約車的行車里數上限為60 萬公里。

各地的牌照有效期由1年至8年不等，最長是深圳，有效期達8年，但要視乎車齡；大部分都規定牌照不能轉讓及可續領。

上海和深圳都要求網約車司機不能超過65歲，而新加坡則不能超過75歲。

網約車司機方面，政府建議須通過考核領牌，有效期5年，不得轉讓；年滿21歲，須持私家車駕駛執照最少1年，申請牌照前5年無嚴重交通定罪紀錄。

其他地區的網約車司機都全部須領牌，其中上海、深圳和倫敦都要求要年滿21歲，紐約和坎培拉拉則分別要求滿19歲及20歲，只有新加坡則要求滿30歲；但上海和深圳都要求不能超過65歲，而新加坡則不能超過75歲。

另上海、深圳和倫敦都須持有相關車型的駕駛執照最少3年，新加坡則只須1年。全部地區都須通過定罪記錄審查，包括交通記錄，其中新加坡和倫敦更規定司機須滿足語文要求；另除了深圳，全部都容許司機無須為車主本人，即可租車，而深圳則要求司機是車主本人，但除非車主為公司車主。另全部地區都容許司機同時加盟多個平台。

司機牌除了坎培拉是長達10年有效期外，其餘全部都是3年有效期，規定不可轉讓，且可續領，但紐約則規定要須完成持續進修課程才可續領。

高人話，可見現時世界沒有通用的規管做法，重要的是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和行業發展作通盤考慮。現政府先行制定立法框架，再聽取持份者意見，確是穩妥做法。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