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由2023年底開審以來，正步入最後階段，明日（8月14日）控辯雙方進行結案陳詞，之後就等待法庭判決。過去黎案每進入重要階段前，例必有人在海外搞事，意圖干擾審訊，今次也沒有例外。
最近先由壹傳媒前董事祁福德（Mark Clifford）出手，他撰寫的《黎智英傳》中文版在近日推出，企圖製造話題，喚起外界關注黎智英在獄中所謂遭受「不人道待遇」。
然後到黎智英兒子黎崇恩出場。在開庭前一日，《日經亞洲》今日(8月13日)報道了黎崇恩的訪問，黎崇恩指77歲的父親黎智英的牢房沒有自然光，香港的炎夏氣溫，可飆升到攝氏40度，父親過去曾被稱為「肥佬黎」，但因患有糖尿病，在獄中體重驟減，如今「大家已經不能再叫他肥佬」了。黎崇恩吹這「獄中受虐」的故事已非首次，早於年初起，他多次接受海外傳媒訪問，都說77歲黎智英「時日無多」。
政界分析黎崇恩等反華組織由過去批評「審訊不公」，切換到「時日無多」的主題，背後可能自知理虧，但以為可以用健康為理由，為黎智英爭取「保外就醫」。甚至還想像，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美方會為黎智英爭取「保外就醫」。這一切都是一廂情願，特朗普只關心「讓美國(和他自己)再次偉大」，怎會理黎智英的死活。
不過，說黎智英受虐身體很差，實在有太多疑點。
1. 龍精虎猛 雄辯滔滔
黎崇恩早已吹出這個黎智英「時日無多」的故事，但上一次在黎智英出庭自辨時，一時雄辯滔滔，一時怒目而視，無論健康或者精神狀況，都和黎崇恩和美西方的描述，有很大的落差，令人啞然失笑。恐怕「時日無多」的人，不會這樣生猛。當時在庭上旁聽的人觀察，黎智英的確是瘦了，但是「健康瘦」，相當結實，一改又肥又論盡的形象，的確不再是「肥佬黎」，但完全不似時日無多，看來時日多著呢。
2. 坐牢受罰 飲食節制
黎崇恩投訴黎智英的牢房氣溫高、沒有自然光等等。對不起，坐牢不是渡假，是受懲罰，恐怕不能要求嘆冷氣、賞月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年老的囚犯也沒有特權，誰叫你自己年老還去犯法呢？
至於說黎智英是糖尿病人，在獄中體重驟減，健康轉差云云。其實囚禁期間小病可以在監獄病房看醫生，大病可以到外間醫院就醫，說他無法治病只是欺騙外國人的宣傳。
我是太平紳士，自己經常巡監獄，又向曾坐牢的知名人士討教獄中情況，他說坐牢當然無自由，但可能是有利健康，而非不利健康。試想黎智英這種人，本來天天大魚大肉，糖尿病都是吃出來的。但在獄中一日三餐，餐食組合經營養師調配，營養充足，但當然不是美味大餐了。這位人士話，包括他自己在內，坐幾個月牢，馬上瘦了，但是是「健康瘦」，恐怕有糖尿病的也會改善。
3. 假話連篇 大戲連場
橋不怕舊，最緊要受。今次涉嫌造謠抹黑特區政府虐待黎智英的人物和組織，全部都大有關聯，共通點是一直擁抱粗暴反華立場，包括黎兒子黎崇恩、所謂黎智英「國際律師團隊 」、「香港自由委員會（CFHK）」主席郭明瀚（James Cunningham，前美國駐港總領事）、反華組織「香港監察」及其監察贊助人 David Alton、前黎私人助理 Mark Simon、前壹傳媒董事祁福德等，陣容鼎盛。
不要覺得他們聲稱黎智英受虐的故事，假話連篇，不合情理。若外國人本身對中國有偏見，就會相信這些故事。
有朋友問我，如果有人在法庭上突然不適暈倒，對審訊有無影響？
我相信香港法庭是公正的，不單不怕外國的政治壓力，也懂得分辨是非真假，既確保黎智英會獲得公平審訊，亦確保法律公義得以伸張。
盧永雄
我們好像生活在一個平衡時空當中，一方面有經濟研究專家說香港可能出現「無就業式的經濟復甦」。但另一方面，卻有消費者抱怨，香港有工無人做，完全找不到想找的服務。
有朋友屬內地高端人才，來港找到高薪厚職，在港島南區置業。新居入伙，最近想找人裝幾盞燈和一面鏡，她自己已經買好了所有東西，只是找人安裝。她叫我估安裝費要多少。我估2000，她掩嘴大笑，說付了1萬多元才找到師傅搞定這些簡單的安裝工作，在廣州只用幾百元就可以做到事情，在香港竟然要花費一萬多元。
另一個朋友新居入伙，想換一個電子馬桶，找了6、7間水電公司，全部建議她不要換，有生意也不願意接，根本連報價也不報。香港如水電這些個人服務行業，出現有服務需求，沒人願意提供服務，即是有工沒人做的狀況。
鏡頭一轉，前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早前在報章撰文，說到現時香港經濟整體收入已超過2018年的高峰，與此同時反映私人消費的核心個人消費指數(PCE)近年持續收縮，今年首季跌1.1%，亦較2018年低4.7%，當中PCE包含本地居民境外旅遊開支，因此北上消費不是整體消費疲弱的主因。
歐錫熊認為，消費下跌是不少人缺乏消費信心，包括地緣政治風險、樓市下調、經濟轉型等。文章亦提到香港整體就業狀況令人關注，今年首季就業人數按年減少6000人，第二季減少5.2萬人，形容勞工市場可以說是出現轉差現象。他形容香港是否經歷一種「無就業式的經濟復甦」，認為值得深思。
歐錫熊文章亦引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與安妮．凱斯（Anne Case）在合著的《絕望之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中，通過對美國社會數據的深度分析，揭示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階層的系統性危機。迪頓的研究源起主要因為1990年代末，美國中年（45至54歲）無大學學位的白人死亡率持續上升，與此相比其他高收入國家同年齡段的死亡率均穩步下降。
迪頓形容這種是「絕望死」—指由自殺藥物過量和酒精性肝病導致的死亡。這些死亡背後反映個體因為長期受經濟壓力，陷入絕望心理的狀態帶來死亡，而無學士學位的白人中年群體，絕望死亡率是大學學歷者的3倍（2017年數字），而其薪資停滯、就業機會減少、婚姻穩定性下降是關鍵原因。
迪頓書籍的研究對象，是無學士學位的白人中年群體，定居於美國中西南部鐵鏽帶州份，那些地方不同於美國東西兩岸，經濟相當呆滯，中年白人失去了藍領職業，即使想找工作，也無法再投入職場，的確會出現「絕望死」的狀況。
在香港這種國際大都會，情況並不一樣，即使個別行業被時代淘汱，個別行業遇上週期性低潮，在眾多個人服務的手作行業，從通渠、換鎖、家居小型工程，到老人護理等等，仍然有工無人做。
所以香港出現所謂「無就業式復甦」(其實應該是低就業或不同工種就業的復甦)的同時，香港仍然有工無人做。
更簡單的解釋是就業錯配，年青人不喜歡投入很多他們認為低下或辛苦的個人服務工種，期望和工作崗位不匹配，這種情況在西方比比皆是。英國保守黨的約翰遜在2016年推動脫鈎公投時，話要幫英國人奪回被波蘭人流入英國搶去的工作。結果脫鈎後波蘭人真的不能再來，但英國年青人不會去做貨車司機，司機不足，搞到油站一度無油賣。
世界在變，由舊業態轉移到新業態，工種會轉移。與此同時，傳統的個人服務行業由於社會地位不高，難吸引年青人入行，缺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而且也不能輸入外勞。所以現代的香港並不缺乏職位，要搵兩餐也不難，勞工錯配才是真正的問題。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