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庭做回「正常人」被黄友圍駡 指晒靚樣玩樂不發聲 回應「為自己而活」

如果說鍾翰林唱的是「通緝犯悲歌」，身在加拿大的另一通緝犯周庭唱的，則是「快樂之歌」。她自從早前取得碩士學位後，在社交平台post的，多是時尚美少女玩樂相片，沒半點抗爭戾氣，充滿「世事與我何干」的逍遙意味，當年的戰鬥格徹底消失。這個新形象，卻惹來「黄友」圍駡，指她太沉默了，應像羅冠聰和黄台仰等，繼續為港發聲；又有人批評她享受躺平生活，只顧晒玩樂片，應該收斂。她並沒有爭辯，反而坦率回應說，經過10年抗爭之後，她現在只想「為自己而活」。

流亡加拿大的「通缉犯」周庭，近月頻頻在社交平台post出玩樂「美少女」相片和帖文，半句不提政治，受到黄底網文留言圍罵，指她對香港事情「太沉默」。她回應：「我為自己而活」。

周庭15歲就開始行走「政治江湖」，佔中期間大紅大紫，被捧為「學運女神」，迷倒過一大批中了激進毒的少年；黑暴時她越玩越激，更在日本人氣沖天，卻在一片歡呼聲中走上了不歸路，最後成為階下囚。她出獄後，於2023年遠走加拿大，並抗拒警方要她定期回港報到的規定，宣布「永不返港」，警方遂於翌年向她發出通緝令。

自那時起，她開始出現轉變，不像其他「逃亡明星」如羅冠聰、黄台仰、許智峯等那樣，繼續夥同亂港政客高調出擊，而是逐漸自我隱蔽，變了半個「宅女」，並稱自己飽受焦慮症困擾，甚至有過自殺念頭。

到了7月初，她取得安大略藝術設計大學碩士學位，在社交平台帖文公布喜訊，顯得笑逐顏開。之後，她更頻頻post出在加拿大旅遊吃喝玩樂的打卡相，擺出「美少女」甫士，而帖文對香港的時事熱話，半句不提，以往的「戰鬥味」也百分百消失。

例如日前她去多倫多近郊遊玩，穿了一條幾年前買的「無袖少女裙」，拍了多張照片，說「自覺很可愛很喜歡」，又大讚炸蘋果和pretzel 超級好吃，還買了「第一次覺得好喝的牛奶」。帖文和相片盡是生活樂趣，活在自己的開心世界，港事國事，事事皆不關心。

她由「抗爭女神」一下子變成全無激味的「凡人」，立即惹來一些「黄上腦」人士責罵，有留言指：「香港此刻仍然多人繫獄，黎智英案也開審，還有許多人值得被關注....看羅冠聰、黄台仰，他們在不同國家仍持續為港發聲，真的很為他們感到驕傲....若然你選擇此後平凡的地方，亦是個人選擇」。這段話明顯斥責周庭不應如此沉默。

另有留言直指她「安心享受躺平生活，卻不會、不願、不敢再說公道說話」，也有人叫周庭應該收斂下來，「玩樂片夠晒數啦」。

面對黃友圍攻，周庭並沒為自己「躺平」和「沉默」感歉疚，反而坦率作出回應，說「但我是我，為了自己而存在，而不是他人的期望....我作為人，還有很多很多其他夢想和目標，過去自己花了10年時間為香港努力，現在想要為自己而努力」。

她又說，自己不奢求大家繼續支持，「任何人，不論他選擇走怎樣的路，都不是實現他人期望的工具」。

朋友解讀周庭這番回應，認為她已厭倦那戴了多年的「抗爭」光環，決意棄之，毫不感可惜，看來以後也會脫離團夥，不再被別人的期望牽着走，將甘於平凡，為自己而活。

我同意朋友所言，周庭與一些當年激進搞手一樣，經歷過10年激情之後，如今午夜夢迴，會問自己一個問題：那時的盲動，真的有意義嗎？懂問這問題的人，心境也會隨之而變，希望做回一個平凡人，為自己而活。

這批當年激進搞手變回「正常人」，乃香港由亂及治的一個正面結果，是個好現象。

時人物語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亂港分子遠走他方，成為「通緝犯」，表面上又浪漫，又英雄，個別人更自鳴得意，十分得戚，例如「大蠱惑」許智峯；但部分人則陷入極度迷惘、失落，甚至曾精神失衡，苦不堪言，近日獲批政治庇護的「港獨搞手」鍾翰林正是如此。他在訪問中高唱「通緝犯悲歌」，訴說在逃亡生涯中，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苦況，精神近乎崩潰，捱到獲批政治庇護，卻因前路茫茫感到恐懼，甚至懷疑「抗爭」下去有何意義。我相信，有同樣苦惱的「通緝犯」不止他一人，他們是時候諗諗「回頭是岸」了。

「通緝犯」鍾翰林近日獲批政治庇護，但仍陷入迷惘失落，對未來感到恐懼。他在訪問中唱出「通緝犯悲歌」，一字一淚。

鍾翰林曾是「學生動源」頭頭，一直積極宣揚「港獨」，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他自知遲早就擒，竟聽「升旗易得道」兩大奸人亂點，傻更更走入美國總領事館尋求庇護，結果被一腳撐出門外，隨即遭港警拘捕，成為階下囚。那時他陷入了嚴重抑鬱，要服藥控制情緒。

他於2023年中出獄後，要繼續受懲教署監管令限制，但他藉詞旅遊日本，途中逃到英國，以為終可尋找到一片樂土，想不到一場噩夢由此開始。

鍾翰林近日接受黄媒訪問說，他落腳英國之初，本來滿心喜悦，以為可利用英國的自由空間，再投入「抗爭運動」，想不到之後一年半的遭遇，令他飽受煎熬，捱盡辛酸。

他說，苦候英國當局批出政治庇護的日子，他居無定所，也不能工作，不斷遊走於不同朋友的家借宿，曾去過逾6個英倫城市和蘇格蘭。到了2024年中，他個人狀態開始失衡，有時一天睡17、18個鐘，有時只能入睡兩三小時，而每天只能食一餐，有朋友說他變得呆呆滯滯。事實上，他也承認自己很多時候只是發呆。

他說，自己出現這心理狀況，主要不是因為居無定所、經濟拮据，而是不斷自問：「我做的很多事，是不是有意義？只是行禮如儀，為做而做？」可以想像，如此反覆自我質疑，令他深陷迷惘，極之痛苦。

捱了一年半之後，近日他終於獲當局批出政治庇護，起碼可以搵份工做，有固定居所，不用流離朗蕩，但精神上的抑鬱和失落感卻仍揮之不去，而且有了新的不安和恐懼。他說，很多時候甚至懷疑「自己能做到乜，可以改變到啲咩」，更因為「香港議題已不再是英國最關心的事情」。

此外，獲庇護後，他還要思考未來人生的可能性，但這種空間卻帶給他恐懼，對未來規劃感到懼怕。

由以上這些訴苦之言，可見像鍾翰林之類的「流亡通緝犯」，部分已失去方向，苦無去路，甚至自我懷疑、否定，猶如墮入了思想黑洞，愈墮愈深，再沒法走出來。

聽完鍾翰林的「通緝犯悲歌」，朋友真心奉勸他們，是時候叠高枕頭諗一諗，不如決斷及早回頭，返香港重新做人吧。

部分逃亡英國的「手足」與鍾翰林一樣，對抗爭的意義感到懷疑，找不到出路，失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