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問題出在民主制度上

罵人傻瓜的時候，要小心自己就是那個傻瓜，不過我這個標題其實是抄來的，只是略為做了一點修改。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1989年發表「歷史終結論」而聞名，最近他又發表另一個偉論，試圖解釋西方民粹主義的由來。

福山撰寫一個固定的專欄，名叫《福山坦白說》（Frankly Fukuyama）。他最近發表一篇文章，標題為《傻瓜，問題出在互聯網上》 （It's the Internet, Stupid）。福山試圖解釋全球民粹主義浪潮的由來，都怪手機的互聯網屏幕。

福山是這樣論述的：自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社會科學家、記者、評論員乃至普通人，都試圖解釋全球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福山引述人們列出一系列常見的誘因：

1、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引發的經濟不平等。

2、地位下滑群體所表現出的種族主義、本土主義與宗教偏執。

3、教育水平與居住地域導致的人群分化，以及對精英階層與專家主導地位的不滿。

4、特朗普等民粹領袖個人所具備的特殊煽動能力。

5、主流政黨在推動經濟增長、創造就業、保障安全與建設基礎設施方面的失敗。

6、對進步左翼文化議程的反感或厭惡。

7、進步左翼領導層的失職。

8、人性本身所具有的暴力、仇恨與排斥傾向。

9、社交媒體與互聯網的影響。 

福山說他經過10年的思考，總體而言，第9點特別是互聯網興起，是解釋當下全球民粹主義盛行的最關鍵因素。福山得到這個結論，是採用一個排除法的方式他，分析第1至8個誘因的局限性，將之排除，就認為剩下的第9個因素 「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就是最關鍵的因素。

這個哲學方法一看就是漏洞百出，因為用社會上總結出來的9個因素，以為這就是解釋民粹主義產生的所有主要因素，然後排除8個，剩下來就是唯一的正確答案。問題是，那9個因素如果總結錯了，將最重要的因素遺漏了，福山的推論就會破產。

要否定福山以互聯網作為民粹主義最關鍵誘因的推論，用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了--德國的納粹主義。

希特拉推動的納粹主義是歷史上其中一種最極致的民粹主義，其焦點是煽動民眾的仇恨，添加民族主義的調味劑，最後奪取政權，發動了二次大戰。而希特拉崛起的時代，當然沒有互聯網，也沒有手機了，希特拉的煽動場所，是德國的大型啤酒館，那時候德國的啤酒館可以動輒坐上幾百至到千人，你可以想像，是好像一個大型的谷倉那樣的啤酒館。

而希特拉曾經發動一場著名的政變，就是「啤酒館政變」，指的是1923年11月8日晚上，德國納粹黨在慕尼黑的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即公民啤酒館）發動政變，計劃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的模式，想推翻德國的威瑪共和，否定當時德國的代議民主制度，建立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政體。

民粹主義者要煽動群眾，需要工具和場合，但早在互聯網和手機還未面世的年代，已經有群眾集會了，而啤酒館就是當年德國散佈政治思想的最佳地方。

回看福山的說法，當然不能否定手機和互聯網，比較起啤酒館，是更有力的散佈政治思想工具，但是如果用它作為一個單一主要的因素，用來解釋現今的民粹主義，就顯然脫離現實了。

福山羅列的9個因素，並沒有包括西方的民主政制。民粹主義在西方民主政體裡萌生，關鍵是民眾對體制的絕望，認為在一個兩黨或多黨政治的代議政體中，選擇主要的甲黨或乙黨，他們看似天天辯論，極其對立，你反我、我反你，但是無論選甲或選乙，結果都是一樣，自己的生活並沒有改善，甚至陷入一個貧困和絕望的螺旋當中。

當年德國的威瑪共和面對的困難，是主要的政黨無法解決因為德國在一戰戰敗，而要負擔的巨額賠款所帶來的重擔，民眾的生活苦不堪言， 政黨提不出什麼解決問題的出路。

那次德國民主體制的崩壞，是源於政府之前的失敗，但是今次美國民主體制的崩壞，卻是源於政府體制的成功。

在二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馬上，陷入要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長期競爭對抗的處境當中，外敵當前，各人奮進，即使民主制背後的「深層政府」，權力精英，也都相當克制，以國家利益為重。但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就是福山這種人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之時，他將美式民主視為歷史的終結，標榜這種制度就是至高無上的最好制度。既然制度如此完美，再無人可以匹敵，制度幕後的深層政府，也肆無忌憚分食制度為他們帶來的利益。結果美國的體制急速崩壞，老人政治橫行，兩個不同的政黨提出來的候選人，都是70多、80歲的老人，連佔著議會領袖位置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當時都是80歲以上。

這些只是眼見到的敗壞，背後就是軍火商和華爾街控制的政治。華爾街搞出2008年的驚世次按災難，結果只是雷曼CEO這種小角色要受靶坐牢，其他的大投行大金融機構不但不用負責，還因為政府的天量量化寬鬆，帶來逆天的財富。

而美國大幅放水，將2008年時美國的10萬億國債水平，大幅提升到如今37萬億的國債水平，但這些衍生出來的巨量財富，絕大多數流入極少數人，包括科技巨頭、能源商和軍火商的口袋裡。由於印錢令物價上升，一般民眾生活越來越苦，政府亦無力控制移民及毒禍，敗象紛呈。

這對制度的極度不滿底下，既然選甲黨和選乙黨都是一樣，就不如選一個看似離經叛道的丙了，這就是特朗普。

其實福山在1989年的錯誤，和如今的錯誤都是一樣，他當年誇大了美式民主制度的優點，如今亦不願意承認民粹主義出現正是整個民主體制失效的結果，就出現那種二流的分析，將互聯網當作民粹主義的根源。

汲取西方的教訓，不要再信福山這種傻瓜。我們香港發展民主，亦都曾經走上想完全照抄西方的歪路，結果就出現2019年的民粹式動亂。如今撥亂反正，就要用好現有的制度，摒棄黨派對立的思維，走出建設性的民主之路，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盧永雄

立法會選舉臨近，社會氣氛開始熱鬧起來，誰進誰退，成為一時話題。

總結退任者主要分成兩類，大部份是功成身退，也有些是知難而退。無論是希望連任的現任議員，或者是意圖入場的新人類，如屬以下3類人的話，最後只能知難而退。

第一、少辣版反對派

香港回歸20多年，直到2021年完善政制之前，政局大多數時候被反對派劫持，吵鬧無日無之，議會幾近停擺。在第6屆立法會任期內，在2019年風起雲湧之時，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有8個月停擺，有14個法案和超過80部附屬法例得不到處理，經濟民生政策，大受延誤，這就是反對式政治發展到極致的惡果，嚴重偏離了《基本法》設定香港的「行政主導」政體。

西方搞兩黨反對式政治，有執政黨，有反對黨。反對黨逢政府政策必反，目的是要推執政黨下台，讓自己上台執政，所以不講求政策理性，為反對而反對。

在《基本法》起草時，已經設定香港不能夠實施兩黨政治，而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政體，理念上不應存在逢政府必反的反對派，無論政府和議員，都是不同功能的建制派 ，只是一個執政、一個議政而已。結果在2021年改革政制，撥亂反正。

不過，即使完善政制之後，有少量議員仍有錯誤理解，以為可以做一個「少辣版反對派」，以為只要把罵政府的辣度減低，繼續做反對派都可以，這是一種錯誤定位。未來有意參選人士亦應注意，香港議會不存在「少辣版反對派」的活動空間。

第二、資本家代言人

對議員角色的第二種錯誤理解，是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議員可以做資本家的代言人，甚至在國計民生的大問題上，亦選擇站在資本家的一邊，這是對香港制度的錯判。

即使回歸前殖民統治的時代， 也並不是資本家說了算。如果用政治學的術語來劃分，去看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港英政府年代都是國家（政府）權力大，社會權力小，資本家有直接間接從政，但是並不是由資本家話事。

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香港樓價開始急升，港英政府一聲令下，指令銀行將當時的九成按揭降到七成，表面上是銀行自發行動，實際上是政府幕後統籌，這個行動為地產市場淋下一盤冷水，但資本家並不敢出來大力反對。所以不要以為香港行資本主義制度，就是由資本家話事，其實從來不是如此。

香港行自由經濟制度，資本家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並不等於資本家獨大，政府有重要的調節角色。有些議員會說，他們的政黨政團要向資本家籌募經費，難免受到他們的影響。或許這是事實，但是議員不能夠自命為為資本家的代言人，特別是關鍵問題上，更加要站穩重大原則立場，否則這些議員和政團從政，並無前途。

第三、中美之間的中立派

這也是香港部分精英的誤解，以為香港從來是扮演一個中美之間的代理人角色，在一國兩制之下也可以繼續如此，做中立派。這種說法是錯誤地「放大兩制、否定一國」的論調。

這種論調的荒謬性，在過去中美關係較佳的時候，並不突出，但是自2018年美國對中國開打貿易戰之後，中美矛盾凸顯，美國赤裸裸對國家的科技封鎖、關稅打壓，目的就是要將中國的發展完全壓制下來。

與此同時，美國甚至亦不把香港視為一個獨立的關稅區，在增加中國大陸關稅的時候，也將香港劃入其中。所以如果有些議員還自命是想做中美之間的中立派，他的政治前途也會相當黯淡。

存在著上述三類誤解的人，他們想拿足夠的提名票入局參選，相信會極度困難。換一個角度，能夠入局者，都不應是上述3種人。從中央的角度，既然入局者都是愛國者，都是支持國家發展，想建設好香港的人，就會讓他們進行真正競爭。

港澳辦上周五發表署名「港澳平」的評論文章，內容直接指出，新選舉制度尤為突出公平競爭、良性競爭。任何參選人如經法定程式確認為合資格候選人，都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展開競爭，不存在什麼「祝福名單」， 也沒有誰享有什麼「特殊待遇」。

港澳辦已經明示，這場立法會選舉，入局者就要真打了，不要期望靠什麼「祝福」，就可以輕鬆當選。在淘汰性的選舉競爭當中，就能夠找到形象更加突出、愛國愛港態度更加鮮明、能力更加出眾的候選人，出任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