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表現出極致的兩面性----愛美而贖武，尚禮而好鬥，服從而不馴，喜新而頑固。這種雙重性格的惡劣一面，往往在中日關係體現出來。
內地《觀察者網》引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姚錦祥提到，日本民族「慕強心態」，認為「搞事早苗」們，總給人一種印象，日本只能被「打服」。
日本的「慕強心態」背後，有更深的社會文化根源。二次大戰末期，美國政府開始考慮打敗日本後如何在當地管治，特別是應否廢除日本天皇制度，於是委託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露絲.班尼狄（Ruth Benedict）做一個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的研究，以協助制定戰後對日政策。露絲.班尼狄結果就在1946年出版了一本日本文化的名著《菊花與刀》。
美國研究日本文化的名著《菊花與刀》。
菊花和刀就是日本文化的象徵，亦代表了其文化的雙重性。菊花代表日本文化中對美感、禮節和和諧的追求，體現在茶道、花道、庭院藝術等方面；刀象徵武士道精神，崇尚剛烈、尚武，甚至有為天皇犧牲的「玉碎」行為。
露絲.班尼狄很形象化地描述日本矛盾的文化。她認為，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日本是「恥感文化」，以外部評價規範行為；西方是「罪感文化」，以內在道德約束自己的行為。日本的恥感文化、天皇制度、階級分明，以忠於上級為義，以背叛上級為恥，對他人的恩惠要以忠誠回報。在看似矛盾的日本文化中，形成統一的體系。
雖然露絲.班尼狄的《菊花與刀》，被評為對日本文化的過份簡化、過份二元化的分析，但是其研究很形象化地點出日本文化的特質，亦影響了美國戰後對日本的政策。美國大量在日本駐軍，以軍事力量令日本人臣服；同時保留天皇制度，令日本人繼續臣服於天皇，而天皇臣服於美國。1945年9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親自去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會見美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亞瑟將軍，拍下一張經典的照片。照片中，高大的麥克亞瑟身穿軍服便裝，雙手插袋，隨意站著。而裕仁天皇則身著燕尾禮服，站得筆挺。誰是主，誰是客，一目了然。美國成功逼令日本臣服於他的腳下，透過天皇輕鬆管治這個佔領國。
1945年9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親自去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會面美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亞瑟將軍，拍下一張經典照片。
日本心理學先驅南博在他的代表作《日本人的心理學》中進一步解釋，日本的國家與個人都傾向在強大力量面前調整自我，順從強者，同時對弱者採取區隔態度。解釋了日本恥感文化下的慕強心態。
如今重讀露絲.班尼狄的《菊花與刀》，有深一層的現實意義。從《菊花與刀》的視角去看，日本在二戰後完全臣服於美國，並不是她價值觀的根本改變，而是她深層文化的模式面對外部劇烈變化的情景時，做出符合邏輯的調適。
日本人從一個戰敗的帝國體系，轉向一個由天皇《終戰詔書》背書、由美國主導的新體系。日本被美國打服了，也完全臣服於美國之下，這種驚人的轉變，恰恰體現了露絲.班尼狄所描述日本文化的核心特質，在固定行為的框架之內，有極強的情景適應能力。
當我們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對訪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那種阿谀奉承的媚美神態，就知道日本對美國的臣服態度，雖然略顯誇張，但亦不足為奇。而與此同時，高市早苗妄言「中國如果改變台海現狀，日本就會出兵」，顯露出兇狠的反華態度，就知道她仍然視中國為弱者。日本對美國像是臣服的菊花，對中國郤亮出兇狠的軍刀。
還有日本評論者出來說，中國不應該以經濟威脅日本，但是他就不會評論特朗普單方面加日本15%關稅，並且逼令日本向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
他們會將中國停止赴日旅遊和不買日本水產視為經濟脅逼，但是就不會視美國大幅增加他們關稅為經濟脅逼，主要因為他們內心臣服美國，而同時看低中國。
不過中國已非昔日的中國。中國面對這種日本文化，別無選擇，只能打到日本臣服，在外交上和經濟上令日本感覺到痛楚，那時日本她就會對中國產生「慕強心態」，那時日本就會明白，她只能用對美國的同樣態度，來面對中國。
盧永雄
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成立調查大埔大火的獨立委會詳情，表示會讓需要負責的人負上責任。
大埔宏福苑大火後，行政長官李家超短時間內表明成立獨立委員會，審視大火原因及相關問題。特首今日下午公布細節，委任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陸啟康出任獨立委員會主席，成員包括陳健波和歐陽伯權，獨立委員會將於9個月內完成報告。特首為獨立委員會定下如此快速的工作目標，反映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查找真相和檢討改革。
就獨立委員會的審視範圍，如今定出的審視範圍非常廣泛，涵蓋火災成因、消防裝置運作的監督、樓宇維修工程安全的監督、建材安全標準和驗證檢測制度等，也明確會跟進監管機構和人員的角色和責任問題。外界十分關注獨立委員會能否查找大火成因，徹底追責，特首公布的涵蓋範圍也觸及了坊間最關心的制度改革和問責問題，有效回應社會意見。
就獨立委員會的成立方式，如今是採用一種創新混合模式。基本上以獨立檢討委員會方式運作，如遇上個別證人或個別領域有人不合作提交資料或拒絕提供證詞，可向行政長官提出，讓獨立委員會就指定事宜成為法定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這個綜合制度解決幾方面的問題：
1. 委員會是「有牙老虎」
有意見質疑獨立委員會沒有法定傳召權，認為會淪為「無牙老虎」。觀乎政府的公布，一旦獨立委員會遇到任何一方拒絕配合，委員會主席就可向行政長官提出，讓獨立委員會就指定事宜成為法定調查委員會，賦予充足的法定權力傳召證人和索取文件，所以它是「有牙老虎」，如被調查者配合調查，它就不需要亮出「虎牙」，可以加快推進。
如果只是以過往獨立檢討委員會的方式進行，也會有一些缺陷，例如2018年大埔公路巴士車禍後成立的獨立檢討委員會，就曾經遇上拒絕合作的情況。因此，特首今天的公布，實質是為獨立委員會提供制度保障，讓委員會有充足的權力，盡快查找真相。
2. 委員會可以高效運作
外界希望獨立委員會有權之餘，也希望它高效，能從速完成工作，但成立獨立法定調查委員會就難免要進行曠日持久的開庭式調查。正如曾經參與機場運作混亂獨立法定調查的湯家驊早前所說，機場大混亂調查有百多名律師代表各方人等出席，光是律師早上見面大家都說一聲早晨，加起來恐怕也要半小時。今次火災牽涉的持分者眾多，如果以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只要有部份被調查者玩弄法律程序，請資深大狀代表自己，每一件事都由頭拗到尾，足以拖慢整個委員會的進度，妨礙追查真相和改革制度。
如今的獨立委員會基本上不採取開庭式調查，參與者基本上不用宣誓作供，可以知無不言，也不會影響他們往後萬一涉及官司的作證。這樣獨立委員會可以避開打官司式的拖延，快速推進。也因為獨立委員會有權要求行政長官成立法定調查委員會，有尚方寶劍放在枱面，估計參與者會盡量合作，以避免成立法定調查委員會後要被傳召作供。
3. 政府部門全面配合
獨立調查涉及政府和私營部門人員，就政府這一部份，特首已指明公務員要合作。特首提到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調查及規管工作組，會統籌政府所有相關部門，除按獨立委員會要求外，會主動提供資料，並會充分運用各政府部門在不同條例下的調查權力，協助獨立委員會蒐集證據和資料，全力支持獨立委員會的工作。這種主動性是過去政府面對委員會工作時少見的，換句話說，就是委員會「未問到」，政府部門都有責任主動向委員會提供他們所得的資料。
今次的火災調查，涉及的調查部門眾多，警方、廉署、消防處、屋宇署、勞工處、房屋局的獨立審查組，涉案人如要接受不同部門的重覆調查，證人如要到不同部門提供協助，不斷作證或會影響證供的質素，而且如果要災民重複憶起火災細節，猶如反覆揭開災民的傷疤。今次各部門須主動向獨立委員會提交資料的安排，減少重覆和證人查問，不只提高效率，更是確保證供質素，照顧災民情緒的舉措。
特首提到獨立委員會在9個月內完成報告，時間可謂非常緊逼，可見特首對獨立委員會效率的要求甚高，想盡快回應市民的訴求。環顧其他案例，英國格倫費爾塔（Grenfell Tower）火災後，由退休大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分階段發表調查報告，第一份報告也要災後兩年才能發表，第二份報告要7年後才發表。今次香港的獨立委員會目標是9個月能完成審視，主要因為採取混合模式，既取獨立檢討委員會的靈活高效，也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法定權力兜底，是「權效合一」的開創性做法，希望盡快向市民作出交待。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