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都在自欺，以便逃避那無法承受的真實之重。」存在主義心理學家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的話，直接點明人性的虛偽。幻想往往不是無知，而是主動選擇的避難所，裝睡的人是永遠叫不醒的。
黎智英案審結，有人大聲叫好，認為公義得到伸張；亦有人大力批評，說這是對黎智英的冤獄，喊得最響的，就是那些自命是「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人。
「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名稱源自美國左翼學者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他於1987年在《最後的知識分子》裡首次提出這個概念，痛心前輩們曾經是寫評論、上廣場的公眾人物，自己那代人卻縮進學院，成為只作專業發言的「專家」。
這個名詞在2004年進入中國，《南方人物週刊》評選「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這個名詞從此在內地炸開，逐漸濃縮為「公知」，詞性也變，走向複雜。由初時大家對「公知」趨之若鶩，套上種種光環；到後期，不少「公知」也變成某種虛偽的代名詞。
提出「公知」這名詞的雅各比，看來是真心相信這個理念。他後來的作品仍然在分析當代社會理想主義的消逝，以及主張烏托邦思想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他的理論也影響了美國的白左政治人物。不能否認，雅各比本身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從他曾經在12年間任教7所大學，任期不長，歷程坎坷，可見他確是一個不合群的烏托邦式人物。對雅各比的批評可能只是：他本人就是空想主義者，沒有多少政治實踐經驗。
至於樂於把「公知」概念套上自己頭上的人，特別是在內地體制內吃皇糧的人，他們一方面享受體制給他們帶來穩定高收入的好處；另一方面卻在私底下痛罵體制，好像只有他們才為公共服務，而政府高層只為個人利益奔波。我對這些體制内自鳴清高的「公知」甚為不齒，如果他們真的相信自己的說話，早就應該離開體制，到基層服務了。
這班人相當親美，如果離開中國，就變成「恨國黨」，罵中國罵得最兇，覺得國家政權昨天就應該倒台了。他們面對一個撕裂的現實，就是中國越來越強大、越來越進步，中國人的生活過得越來越好。結果他們就像柏拉圖《理想國》的洞穴比喻：「他們被綁在洞穴裡，終其一生只能看見自己牆上的影子。」
在「公知」的口中，黎智英如今變成聖人了。用傳播學的理論，他們充分展現了什麼叫「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進而演化成「選擇性理解」、「選擇性記憶」。黎智英所有惡俗的劣行，他們好像完全視而不見。我曾和這些「公知」私底下討論過《蘋果日報》的「叫雞指南」，這些人會露出一面厭惡之情，但是公開就一句也不談。
在黎智英審訊中，暴露出他指使那個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的手下 Mark Simon 到處串連美國政壇前高官，然後走近共和黨政府的高層，推動他們將駐日美軍派到台灣，和中國大陸全面對抗。這種勾結外國的行為，怎會是一個正常「傳媒人」會去做的事情呢？但「公知」們選擇對此不注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好像沒有發生一樣，然後說黎智英被判20年監禁是一場冤獄。
在國家最近發布的《香港國家安全白皮書》當中提到，國家安全就像空氣和水一樣，當它消失了，你才知道它的寶貴。2019年的亂局，就是一種清楚的展示。當你看到滿街黑暴、堵塞道路、扔汽油彈、甚至放火燒人，仍然感受不到一個社會失去安全穩定時的災難，你的確是無知無覺了。
到今天還在支持黎智英的「公知」，為了將自己的頭埋在沙裡，就在社交媒體貼出這樣或那樣的圖片，什麼雪中蒼松，叫人堅忍下去，希望在明天。他們期望的明天，就是推翻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明天。
問題是，他們的「民主理想國」，其實只是美國吹出來控制別國的一種虛幻宣傳。你搞這個「民主理想國」的同時，如果搞到中國四分五裂，搞到中國好像蘇聯那樣變成14個國家，搞到香港好像敘利亞那樣變成血肉戰場，到時又有哪個「公知」會跑出來承擔責任，說一句「是我錯了，我不應該為理想搞出這樣一個血流成河亂局」？
在2019年11月11日馬鞍山發生放火燒人事件時，泛民無一個人出來呼籲制止暴力，我就清楚認識到這幫人的本質。說白了，他們也只是政治投機者而已，重視議席，妄顧公義。
黎智英的庭審披露，他大力支持所謂「和勇不分」，意思就是要推動本來只接受「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泛民，和上街扔汽油彈的「勇武」聯合在一起，去對抗政府。沒有肥佬黎推動的這些「和勇不分」的呼籲，怎會有那兩個在馬鞍山放火燒人的暴徒？出事之後，兩個暴徒不敢承擔責任，馬上跑路到台灣去了。
而身受其苦的李伯，救了下來，如今仍在嚴重燒傷後的無盡苦難當中，又有哪個「公知」去探一探李伯，去關心一下他沒完沒了的災難呢？
我不敢質疑雅各比的理想，但相當懷疑他的能力。要管理一個14億人的國家，面對天天想推翻你的殘酷對手，的確不是那些躲在學院裡吹吹水的左翼學者，可以開出什麼有效的治國良方。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