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3年的黎智英案終於宣判，香港歷來最嚴重的國安要犯黎智英，被判入獄20年。
第一，判刑有理據
法院在判詞中詳述判刑的考慮。黎智英被告的兩條觸犯《香港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考慮整體案情的嚴重性，法庭認為量刑起點是15年，另一項「煽動罪」的量刑起點是21個月。法庭直指黎智英是「各項串謀的幕後主腦者和推動者，故將他的量刑起點提高」，因此將兩項勾結境外勢力罪的量刑起點由15年提高至18年，煽動罪本來的量刑起點由21個月提升至23個月。綜合各種因素，包括部分刑期同期執行和有輕微扣減，黎智英的總刑期判定為20年監禁。
所以，法庭對黎智英的判刑，是考慮案件非常嚴重及黎智英的關鍵角色而作出這個判刑。
黎智英2019年7月去美國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後，出席美國保衛民主基金會座談會時揚言，他和香港人「在美國敵人的陣地中，為美國而戰」。一個「為美國而戰」的賣國賊，判20年罪有應得。
第二，近終身囚禁
由於《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規定，囚犯觸犯《國安法》的罪行而服刑，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提早釋放該囚犯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不得將囚犯的個案轉介監管釋囚委員會考慮提早釋放。即是說，現在一般服刑囚犯如果在獄中行為良好，會獲得扣減假期，即大約會減三分之一的刑期，但減假期本來已經是監獄當局的酌情權，而不是囚犯的必然權利。而《維安條例》這樣注明，等於指明國安重犯極大機會不會獲得扣假提早假釋。
由於他因另一宗欺詐罪服刑中，尚有2年3個月的刑期未完，法庭指令現案等如在欺詐罪刑期滿再加18年刑期。換言之，若黎智英的欺詐罪上訴不成，他很大機會要在監獄中坐足20年。他現年78歲，刑期結束要去到98歲，他很大機會要在監獄中渡過餘生。
第三，從犯證人獲重大減刑
在黎智英案裡面，有兩批重犯被告，包括有一部分人認罪之後轉做從犯證人出庭頂證黎智英，包括曾經逃亡離港被追回的陳梓華及李宇軒，以及《蘋果日報》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前副社長陳沛敏、前主筆楊清奇。5人以15年刑期為起點，最後判監6年3個月至7年3個月，換一個角度是獲減刑7年9個月至8年9個月。當中除了5年是因為認罪而減三分之一刑期之外，作為從犯證人再獲扣減刑期。
至於另外3個前《蘋果》高層，包括前總編輯羅偉光、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及前英文版總編輯馮偉光，就只能夠獲得認罪扣減三分之一年期，各被判監10年。
要注意在服刑後從犯證人是有機會再獲得懲教署同意，扣減大約三分之一的假期提早假釋。例如在另一宗案件「35+顛覆政權案」的從犯證人趙家賢就獲得提早假釋，所以上述5個從犯證人，實際刑期可能只有4年多至5年多就可以放監，由於他們在2021年6月被捕，已扣押了4年8個，估計很快可以假釋。由此可見，認罪但不做從犯證人，和認罪而做從犯證人的差別相當巨大，刑期可以相差一半以上，即有5年的差別。整個司法制度是鼓勵犯罪者做從犯證人。
如今回看整個黎智英案審訊，香港法庭按大量充足的證供，將要犯黎智英定罪並判重刑，彰顯了司法的公義。黎智英不單止勾結外國及境外政府，要求制裁中央及特區政府，更加試圖推動中國所謂「支爆」（意即中國政權崩潰），用心狠毒。
黎智英還利用自己旗下的媒體，煽動顛覆政府的思想，推動大批年青人在2019年走上街頭，令數以百計的暴徒因相信黎智英的政治宣傳參加了一場又一場的暴動，最後被捕下獄；亦有大量黑暴份子因為逃避罪責流亡海外，終身不能返回香港。黎智英對年青人的荼毒、對這個社會的損害，罄竹難書，20年監禁實不足以補其過。
外國勢力在判刑前後，大肆攻擊香港，有人還聲稱要營救黎智英。黎智英在本國觸犯國安法律被逮捕，經公正審訊後判刑，是法治的彰顯。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被美國非法入侵逮捕，抓回美國受審，卻是對國際法的粗暴踐踏。西方政治運動家那麼有興趣營救黎智英，卻沒有人有興趣去營救馬杜羅，實在不知道他們的大腦按何種邏輯運作。只能說，美國主子叫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也不用講什麼邏輯了。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