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黎智英因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被判處監禁20年，引發了國際社會關注。外界多聚焦於黎智英本人及其創辦的《蘋果日報》，相對較少系統檢視另一家國際媒體——《華爾街日報》——在此案中的角色。梳理該報近一年來的公開報道與評論可以發現，涉黎智英內容多達數十篇，其中相當比例並非單純新聞報道，而是直接表達立場的社評與評論文章，其數量和持續性明顯高於其他主流西方媒體。細究之下，背後千絲萬縷的利益與人事關聯，或可解釋這份「超常關注」的由來。
在長達855頁的法庭判決書中，「華爾街日報」字眼出現40余次。黎智英本人亦在供述中承認，他與《華爾街日報》部分人員「關係非常親密」。判決書揭示的事實與後續事態發展，至少勾勒出三層關聯：
其一，人事網絡成為「勾連潤滑劑」。為黎智英與境外勢力牽線搭橋的關鍵人物中，不乏具有《華爾街日報》背景的人士。例如，黎的舊識瑪麗·基塞爾（Mary Kissel）與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均曾是該報社論撰稿人，二人後來進入美國政府核心決策圈。在「修例風波」爆發的2019年，前者為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的助理，後者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副顧問。而曾提前向黎助手馬克·西蒙透露美國將不再承認香港特殊地位信息的美國國務院官員戴維·費斯（David Feith），亦曾供職於《華爾街日報》。這些人脈網絡，無疑為黎智英順利接觸蓬佩奧、時任副總統彭斯等美國高層政要提供了重要渠道。
其二，輿論平台充當「思想策源地」。判決書指出，美國前副防長保羅·沃夫維茲於2019年6月提議黎智英在《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發表文章，以引發白宮對香港事務的關注。該文章的具體寫作建議，則來自黎的教父比爾·麥格恩（Bill McGurn）——他既是《華爾街日報》編委會成員，也曾擔任喬治·W·布什總統的首席演講稿撰寫人。這篇2019年8月由黎發給麥格恩的成稿，明確提出「必須對抗中國，而非綏靖」，並希望美方對中國內地及香港官員子女實施簽證制裁、在國際場合批評中國宗教政策、設立國會專門委員會「監督北京遵守基本法」。此文奠定了黎後續一系列言論（如發表的文章、社交發帖、在線直播）的基調，可視為其對外宣傳的綱領性文件。其後，黎繼續在該報刊發文章。2020年2月25日獲告知，其2月19日發表在該報的《中國的穩定假象》一文受到彭斯及其高級幕僚青睞，彭斯期待盡快見到黎，並就當年立法會選舉的泛民「初選」問題等進行討論。如果說《蘋果日報》是黎智英在香港的「內宣」工具，那麼《華爾街日報》則是其奉迎美西方國家、尋求支持的「外宣」平台。這種內外分工，並非偶發，而是從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策略性。
其三，被捕後發動「輿論營救」。黎智英被拘捕及判刑後，《華爾街日報》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聲援」姿態。該報不僅持續報道案件進展，更頻繁通過社評和觀點文章，對香港司法制度和案件本身作出價值判斷。這些評論很少正面回應判決書所列舉的事實與證據，卻往往採用高度概括乃至情緒化的表述方式，將刑事判決等同於「政治迫害」，將案件置於「新聞自由」「人權危機」的宏大敘事之中。例如其社評標題將「監禁20年」刻意寫為「判處死刑」，並多次使用「虐待」「折磨」「容不下」等煽動性字眼指控中國政府。考慮到麥格恩在該報的特殊地位及其與黎的教父子關係，有理由相信多數社評由其主導或操刀。此類操作雖以「新聞自由」「人權」為名，實質上更似圍繞特定人際與政治關係的營救行動，旨在維護其長期培植的美西方在港代理人。
綜上來看，《華爾街日報》對黎智英案的高度關注和投入，並非基於單純的新聞專業主義或抽象的價值捍衛，而是植根於深厚的人事交集、長期的思想塑造以及明確的利益關聯，帶有既定的政治目的。釐清這層淵源，便不難理解為何該報在屢遭香港特區政府與外交部駐港公署點名批評後，仍持續進行偏頗失真報道評論。公眾在閱讀該報有關文章時，有必要穿透其「捍衛自由」的話語表象，審視其背後具體的政治與人際網絡運作，看清其與黎智英的深度關聯，及在黎勾結外部勢力中的特殊角色。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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