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建議廢除已經運行了將近兩百年的租庸調製，改行「兩稅法」。這一年，距離「安史之亂」結束不過十七年，唐朝的財政還在一片混亂之中。楊炎的改革，不只是換一套收稅辦法，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賦稅制度的走向——從此，國家收稅的重心不再按人頭，而是按資產。
租庸調：盛世背後的制度邏輯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唐朝在均田制的基礎上，推行了一套全新的賦稅制度——租庸調製。這套制度的設計非常精巧：
租，是田租。每個成年男丁（唐初規定為二十一至五十九歲，玄宗時改為二十三歲起徵，代宗時改為二十五歲）每年交粟二石。這是對國家授田的回報。庸，是力役。每年為官府服役二十天。如果不想去，可以折成絹布代役，一天折絹三尺。調，是戶調。每戶按當地的特產交納：產絲的地方交絹二丈、綿三兩；產布的地方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這套制度的前提是均田制——國家有足夠的荒地分給農民，農民有了地，才能交租；戶籍要清楚，知道誰是丁男，才能收庸和調。唐初，從戰亂中恢復，荒地多，人口少，均田制能推行，租庸調也能執行。農民負擔不重，國家財政穩定，這才有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史書記載，租庸調法施行初期，「人民承擔的賦役大為減輕，生活安定」。
崩解：盛世之下的暗流
租庸調的崩解，是從均田制的破壞開始的。
唐朝人口不斷增加，到武周時期，國家已經沒有足夠的荒地來分給新成長起來的丁男。領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租庸調是定額的，不管你有多少地，都交一樣的稅。農民負擔日重，只能逃亡。農民一逃，戶籍就亂了；戶籍亂了，國家更不知道該向誰收稅。
更大的問題是土地兼併。官僚、地主、寺院大量吞併土地，國家掌握的公田越來越少。均田制名存實亡，租庸調也就收不上來了。《新唐書·食貨志》總結得很清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到了玄宗末年，逃亡的農民越來越多，政府往往責成鄰居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已經難以為繼。
租庸調崩解時間線
武周時期（690—705年）：人口增加，均田制開始名存實亡。
開元、天寶年間（713—756年）：土地兼併加劇，逃亡農民增多，租庸調收不上來。
安史之亂（755—763年）：戰亂破壞，戶籍散佚，財政徹底混亂。
建中元年（780年）：楊炎推行兩稅法，租庸調正式廢止。
亂局：安史之亂後的財政崩潰
安史之亂爆發後，北方大片土地淪為戰場，農民逃亡，戶籍散佚，國家失去了有效控制戶口和田畝的能力。與此同時，藩鎮割據，地方軍政長官任意攤派，雜稅林立，中央政府完全失控。
租庸調收不上來，朝廷還要打仗，怎麼辦？只能到處搜刮。鹽鐵專賣、度牒賣錢、各種臨時攤派，能想出來的辦法都想了。唐肅宗、唐代宗時期，財政混亂到了極點。代宗年間，地方上開始嘗試「以畝定稅」，按土地面積徵稅，按夏秋兩季收——這是兩稅法的前奏。
大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即位。這位皇帝想做點事，重整中央權威。他看中了楊炎——一個以財政才能聞名的官員，把他提拔為宰相。
兩稅法：一場歷史性的財政革命
楊炎上任後，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方案：廢掉租庸調，改行兩稅法。建中元年（780年），德宗正式下詔推行。兩稅法的核心內容有五條：
第一，取消租庸調及一切雜稅。所有名目統統廢掉，只保留地稅和戶稅兩項。
第二，按資產定稅，不再按人頭。有錢的多交，沒錢的少交。這是根本性的轉變——從「管人」轉向「管財產」。
第三，不分主客戶，一律以現住地為準。以前只有「土著」才交稅，流動人口（客戶）往往逃稅。現在不管你從哪來，只要住在這兒，就得交稅。
第四，一年兩徵，夏稅不過六月，秋稅不過十一月。這正是「兩稅」這個名字的由來。
第五，量出制入。先算好國家一年需要花多少錢，再根據這個數字確定稅額總量，然後分攤到各地。此原則在理論上極具現代財政思維，但在古代受技術與吏治限制，未能完全落實，後期常淪為地方加派的藉口。
這套制度最大的進步，是實現了從「以丁為本」到「以資為本」的轉變。一個農民如果只有十畝地，就只交十畝地的稅；一個地主有一千畝地，就得交一千畝的稅。比租庸調人人平等的方式公平得多。
楊炎的兩稅法，確立了「以資產為宗，以貧富為差」的徵稅原則，初步實現了古代社會農業稅收結構從以人頭稅為主，向以資產稅為主的歷史性轉變。——《中唐理財雙星的悲劇》
兩稅法的歷史地位
兩稅法的意義，不僅僅是解決了唐朝中期的財政危機。它開啟了此後一千多年中國賦稅制度的基本模式。
第一，它實質上廢除了以人丁為本的徵稅主軸。從此，國家收稅主要看你有多少資產，而不是你有多少人口。這對老百姓來說是巨大的解放——不再因為多生一個孩子就多一份稅負。
第二，它簡化了稅種。幾十種雜稅合併成兩項，老百姓交稅方便了，官府收稅也省事了。
第三，它放鬆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以前農民被牢牢綁在土地上，因為戶籍在哪兒稅就在哪兒。現在按資產徵稅，人口流動的束縛大大減輕。
此後，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都是在兩稅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可以說，從780年楊炎改革，到1911年清朝滅亡，中國賦稅制度的主線，始終是「按資產徵稅」。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兩稅法不是沒有問題。最大的問題是：稅額固定之後，就不再調整。
楊炎推行兩稅法時，是以大曆十四年（779年）的各項稅收總額為基準來確定兩稅的總額。各州再以大曆年間收入最多的一年為基準，確定本州的稅額。這意味著，稅額被鎖死了。後來人口增長、物價變化、開支增加，但稅額沒變，財政壓力又來了。後來的統治者只能另想辦法——搞加派、搞攤派、搞各種雜稅。名為「兩稅」，實際上加的稅比兩稅還多。
此外，兩稅法按資產徵稅，理論上很公平，但執行起來很困難。資產怎麼評估？田產容易量，但金銀、絲綢、糧食這些東西，老百姓會不會隱瞞？地方官會不會徇私？這些問題，古代沒有解決，後世也沒有完全解決。
但無論如何，兩稅法仍然是中國財政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終結了延續上千年的「以丁為本」的賦稅傳統，開啟了「以資產為宗」的新時代。從這個角度說，楊炎改革的意義，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下篇預告：王安石變法——國家資本主義的超前實驗
兩稅法之後，中國賦稅制度的主線是「按資產徵稅」，但這條主線並不順利。宋朝的王安石試圖用國家的力量直接介入經濟——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都是一些非常超前的實驗。他的改革為什麼失敗？又留下了什麼遺產？下一篇講王安石變法的故事。
食貨志今讀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