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10日正式發布2026年版的《外交藍皮書》將沿用10年的對華關係由「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降格至「一個重要鄰國」。雖然僅僅短短幾個字的改動,但日本對華戰略基調進一步降溫?明顯轉趨謹慎?兩國將從「合作」轉向「防範」?惟據學者分析,今次日本單方面的表述,更多是在當前中日關係僵局下,就高市早苗錯誤的對華政策下一種被動的表態及政治作秀,擺出對華強硬姿態,以安撫國內右翼勢力的不滿,僅是無計可施下的「文字遊戲」。
日本政府周五召開內閣會議,外相茂木敏充正式公布2026年度的《外交藍皮書》,總結去年1月起的一年之間的國際形勢,以及日本的外交措施。
日本政府發布2026年版的《外交藍皮書》將對華關係由「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降格至「一個重要鄰國」。
藍皮書指控中國對日本採取愈來愈強烈的脅迫措施,包括派出解放軍軍機、用雷達照射自衛隊戰鬥機、禁止對日本出口稀土等可作為民用及軍事用途的兩用物項、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及削減商業航班等,強調讓國際社會理解日本的立場及日中摩擦的事實是至關重要,但日本同時會繼續與中國溝通,推進與中國的「戰略互惠關係」,強調對話的大門並未關上。
值得注意的是,日方試圖將此次外交關係的表述調整,歸咎於所謂中方「脅迫性措施」。但事實是引爆當前僵局的導火索,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2025年11月在日本國會答辯時發表的涉台錯誤言論。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2025年11月在日本國會答辯時發表的涉台錯誤言論。
回顧過去10年,自2016年起,日本便在《外交藍皮書》持續將中國列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甚至一度與日美同盟並列,外界看來似乎有極重分量,實際有另一重含意。
《深圳衛視直新聞》引述日本問題學者、遼寧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陳洋分析認為,日方所指的「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當中所謂「最重要」與一般人理解的「關係親密、互信牢固、利益高度契合」有別,本質上是一種基於現實利益的投機性表述,但實質是「利益最大、風險最高、不得不重視」的實用主義定位。
他指出,在經濟上,中國長期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核心出口市場與重要海外投資目的地,因此所謂「最重要」,就是日本從穩固市場、保障技術出口與產業鏈利益的現實計算出發,與戰略互信和雙邊友好關係,並無關聯。
陳洋稱,在政治外交上,當中「之一」兩個字暗藏玄機,反映日本始終以日美同盟為外交主軸,中日關係即使被稱為「最重要」,也只是與其他國家關係並列,從未獲得超越同盟的優先級別。
他指,日本對華政策長期圍繞「管控分歧、有限合作」而展開,所謂「最重要」,更多是需要持續投入外交資源防範風險,而非構建全面戰略合作。此邏輯與美國「最惠國待遇」的概念相似,本質是一種規則性安排,而非關係親疏的體現,日本正是藉這種模糊表述,為自身在對華關係中保留最大操作空間。
《直新聞》又認為,今次日本《外交藍皮書》將中國定位改為「重要鄰國」,表面上是一種明顯的政策轉向,但實際上並非日本對華外交策略出現顛覆性改變。
去年日本歷經政府內閣更替,上半年中日關係本來維持穩定改善態勢,直至去年11月高市早苗發表涉台錯誤言論後才急轉直下。新版《外交藍皮書》的調整,本質上是在當前中日關係僵局下,為高市早苗政府錯誤的對華政策尋找解釋空間,更像是一種被動的表態及政治作秀。
陳洋亦指出,從過去歷史慣例,日本的《外交藍皮書》對雙邊關係的表述,本質上就具備調整的彈性,此前日韓關係就由「共同價值觀」經歷刪除然後再恢復,而今次則維持韓國是「作為夥伴繼續合作的重要鄰國」之定位,強調日韓關係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強。然而南韓方面對藍皮書中有關「獨島(日稱竹島)」的主張表示抗議。但亦反映,藍皮書對華定位的改動,並非長期定調,未來將隨著日本政局變動或雙邊關係的緩和,仍存在回調的可能性。
陳洋直言,面對中方因涉台問題採取反制,日方始終未對中方進行對等反制,唯恐引發更嚴厲的後果,卻又要安撫國內右翼勢力的不滿,「此次文字調整,恰好成為其擺出對華強硬姿態、又避免激化矛盾的折中選擇。」
陳洋補充,新版藍皮書仍然保留「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表述,日本高層也多次釋放對話的意願,足以證明其並未脫離「管控分歧、有限合作」的外交主軸,此番改動不過是「無計可施之下的文字遊戲」。
總括而語,短期上,日本對華定位「降級」勢必進一步令兩國雙邊政治互信受侵蝕,外交互動與高層往來將更趨謹慎。但中日地緣相鄰、經濟深度捆綁的現實無法改變,經貿、區域治理等領域的有限合作仍將維持。
但日本若繼續奉行右翼傾向、在台灣問題上觸碰中國紅線,即便依靠文字遊戲粉飾姿態,也難以緩和雙邊僵局,只會讓中日關係在博弈中持續降溫。唯有正視歷史、恪守承諾、停止在主權問題上玩火,才是中日關係重回穩定軌道的唯一出路。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指,中日關係當前局面的根源,在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台謬論。
外交部在10日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毛寧亦就此明確回應指,中日關係當前局面的根源,在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台謬論,背信棄義損害中日關係政治基礎,挑戰戰後國際秩序。日方應當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諾,反思糾錯,以實際行動維繫中日關係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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