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講到台灣作家龍應台在港大的一個講座上發生的故事，當時座上見到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令我想起最近在一個港台訪問時碰到呂教授的一件小事。
呂教授那個訪問時提到，他在年青時碰到最大的身份問題，是在出入境表格上填寫自己國籍時遇上。我聽到他這樣說，差不多嘩的一聲叫起來，這正正是我年青時代一模一樣的記憶啊！
在香港仍是殖民地的那些年，我離開香港經過入境處櫃枱，在出境表格的國籍欄上，我填上「中國」，入境處的官員馬上大筆一揮，改成「British」（英國人）。我當時心想，自己黃口黃面，怎樣看也不覺得自己像British，但為求過關，你叫我填什麼便填什麼吧。
及後「災難」接連發生。到入境大陸時，我在國籍欄上填上「英國」，大陸的邊檢人員對我怒目而視，直接改成「中國」。我心想，原來在香港過境填的東西，在大陸不適用。後來去台灣，我學精了，在國籍欄上，填上「中國」，心想定可過關，怎料台灣的入境人員對我說，你要填上「中華民國」四個字。這就是烙印在我們身上混亂的國藉身份。
在那些年讀中史，特別有感覺，讀到鴉片戰爭，知道滿清政府打敗仗，香港才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來八國聯軍打入北京，悲歎祖國是如此貧弱的國家。我們對歷史的興趣，和現代的年青人的很不一樣。那時候我們很想尋找自己的根，相信這就我在中三時去參加中文大學的中學生營時，大學生導師帶領我們唱《我的祖國》時，那種慷慨激昂感覺的由來。
龍應台講座長版影片：
聽龍應台演講，讀她發表的文章，覺得她有一定的包容性。不過其後看她在《南方週末》上發表講述此事的文章《大河就是大河》，就覺得她不太了解香港。她說講座中聽眾合唱《我的祖國》，當時「第一個念頭是，這是一首紅歌，身為浸大副校長周偉立在一千名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出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但我欣賞他的誠實。70年代的香港，尤其是70年代的香港大學，所處的氛圍，曾經被稱為火紅的年代…周偉立所說的師兄們，就是那些火紅年代裡，擁抱著純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輕人。」
龍應台在文章的結尾說，「有時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罷了。」
我覺得龍應台的話，說對了一半，那些「大學的師兄們」，的確是火紅年代的學生，甚至有些是被稱為比較左的「國粹派」，左派的確愛唱紅歌。但她沒有說對的另一半，唱紅歌的不一定是左派。以我的經歷為例，我並不是那個火紅年代的產物。一個少不更事的中學生，對《我的祖國》的激盪感情，是源於對那種國籍身份的迷失，源於對鴉片戰爭不公平、不正義的反感。
大陸朋友告訴我，他們年少時先看了《上甘嶺》這套戲，才聽到戲中《我的祖國》這首主題曲，這套戲講述中國在50年代初打朝鮮戰爭的故事，他們記得的是一班解放軍戰士即使傷亡慘重，也不屈不撓的精神。
我們卻完全沒有看過《上甘嶺》這套戲，只是以一種近乎直觀的方式，去感受「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意境，去感受那種家國情懷，感覺好像找到自己的根那樣。
至於龍應台的結論：「大河就是大河」，好像把《我的祖國》純粹看成是一首旋律優美的歌曲，有點想要否定它的含意，這就不太龍應台了，因為她說過「一首歌能經歷數十年依然不被忘記，是因為它是時代、是歷史」。我覺得歌曲背後是一種歷史的情感，要否定，也否定不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