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特首董建華今日大歛,致哀人流不絕,花圈如海,極盡哀榮。如今回望,他任內一些重大舉措難度甚高,需開工劈石的勇氣和魄力,部分功敗垂成,部分則開了新局,為管治改革鋪好基礎,箇中歷程值得探討。幾位前司局長追憶董生當年事,前保安局長葉劉於2002年助董生推「23條立法」,她解析為何他就任之初,未即時開打這場硬仗;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前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則講述董生如何廣招外界猛將,鋭意推動制度改革,AO主導决策的局面終被打破。
前保安局長葉劉當年助董生打「23條」硬仗,她解析董生不在就任之初即推動立法的原因。
董生97年出任第一屆特首時,當然知道「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須負的責任,而香港也需這法律保障安全。他為什麽不在回歸之初,即展開行動?葉劉是這場仗的主將,她在一篇文章中解開了這「謎」。
她說,原來回歸前半年,港英政府已試圖偷步制定「英國版」的23條,保安科向立法局提交《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加入分裂國家及顛覆等條文,以製造既成事實,中方當然看穿其陰謀,立即喝止。由此可見,「23條立法」在時間上的確迫切。
不過,據葉劉解析,首屆特區政府就任之初,要處理的過渡事務極多,可說千頭萬緒,特別是律政司和保安局,工作非常忙碌。她要應付的問題都極棘手,例如居留權風波等,令她忙得透不過氣,故政府當時沒有優先推動「23條立法」。
直至2001年,當董生知道自己將會連任,即吩咐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她,要着手為23條立法做全面研究。她憶述,當時她們埋首於大堆資料,研究外國對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等的處理方法。其後法例草案擬出,公眾諮詢長達3個月,經收集意見,並與立會議員磋商,作了100多條修訂,才提交立會審議,當中一些條文已十分寬鬆、理性。
可是董生、梁愛詩和葉劉都低估了當時政治的複雜性,反對派利用民眾情緒發動大示威,向特區政府施壓,董生為免引發動亂,惟有把法案撤回。
立法過程中有一段內情。當時葉劉獨力完成整份條例草案初擬,曾蔭權曾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向她提出數項修訂建議,但不被她接納。由此可見,董生直綫領導梁愛詩和葉劉,繞過了統率AO的曾蔭權,其在「23條立法」中,並沒有什麽角色。
之所以出現這情況,皆因董生在2021年開始,已密密推動一項管治改革,就是建立「問責制」,把外界精英引入政府决策層,打破由AO壟斷、架空特首的局面。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憶述,董生於2001年鋭意推動管治制度改革,銳意把外界精英引入政府。其實董生早在97年就任之初,已開始部署。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回憶董生時說,董生當選特首後,便邀請他加入行政會議,並把推動教育改革的任務交給他,1998年起兼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由此可見,董生早在就任之前,便開始部署引入外界精英掌權,但為了順利過渡,首屆政府班子中,除了律政司長梁愛詩,全都是港英時代的AO,有人笑稱為「乳豬全體」。不過,董生經過與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不和,决策落實處處受AO主導的官僚架構所阻後,終於下定决心改變這狀況。
董生一個大舉動,是引入金融界猛人梁錦松任財政司司長, 當時政圈傳聞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是做財爺的大熱,但董生執意重用阿松,不想讓AO繼續坐大。
梁錦松說,他於2001年以公務員身份進入政府,後來董生提出要改革制度(推行問責制),他對此表示支持,因為這樣才能吸收多些不同背景人士進入政府,「我相信多元才會精彩,之後董生也吸收了很多各行各業的精英。」
眼科名醫何志平就是在2002年獲董生說服,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他在訪問中說,董生多次動員他從幕後走向前台,加入政府團隊。那年5月底,董生再次向他游說,說「如果我不能夠把香港人的人心搶回來,我這幾年的特首都是白幹了。我需要你的幫忙。」何志平受董生的誠意打動,终於答應加入那超熱的厨房。
那一年加入董班子的,還有任教育統籌局局長的李國章、任財經書務及庫務局局长馬時亨,都是政府以外的猛人,他們加入團隊,開創了新局面。
過往外界有個講法,說董生工作是「7-11」,即由早上7時至晚上11時,梁錦松和何志平揭開了真相,董生實際工作時間比這更長。梁錦松說:「董生告訴我,他大約早上4點多便起床,隨即便開始看文件,準備很多問題,早上7點就打電話給我。」
何志平接電話更早,董生5點前就起床,打太極拳同時思考公務,6點左右就致電他,商討待辦工作和重大新聞,通話20至30分鐘。
聽幾位前司局長追憶董生當年事,令我更明白,他任特首7年多肩負的工作,比想像中更加複雜、艱巨,雖然時勢不就,阻力重重,他仍全力以赴推動改革,克服困難,實在令我衷心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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