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震動全港的名媛蔡天鳳碎屍案，死者前夫、前家翁及前大伯被控謀殺及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案件星期三（11月4日）下午續審，DNA專家證人衛永剛下午續作供。控方問及若施襲者抓住圓頭錘手柄，抹去錘頭的血跡，是否會在手柄留下DNA痕跡，衛永剛同意，指若錘頭上有事主血液，手柄有襲擊者的DNA，襲擊者手持手柄清洗錘頭後，即使錘頭DNA被洗走，手柄也有機會留下襲擊者的DNA。控方另傳召偵緝警長蔡家興作供，並呈上大埔龍尾村單位檢獲的香燭衣紙及疑經改裝成化寶桶的油桶。
偵緝警長蔡家興。巴士的報記者攝
代表鄺港傑的大律師Trevor Beel繼續盤問專家證人、政府化驗所法證事務部（刑事科學及品質管理科）總化驗師衛永剛。Trevor Beel問及，為避免DNA轉移，處理大量不同證物時，定期更換手套是否良好做法？衛永剛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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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緝警長蔡家興。巴士的報記者攝
左至右：鄺港傑、鄺球及鄺港智。資料圖片
政府化驗所法證事務部（刑事科學及品質管理科）總化驗師衛永剛。資料圖片
大埔龍尾村。資料圖片
Trevor Beel提出假設，負責處理大量證物的人員，如果全程只戴同一對手套而不更換，是否會有很高的DNA二次轉移風險？衛永剛同意，如果發生二次轉移，檢驗結果肯定會受影響。他亦確認，除了血液外，由皮膚細胞、汗液等留下的DNA，很多時候肉眼看不見，因此處理證物的人可能不知道手上或手套上已沾有DNA，亦不知道應如何避免接觸。
Trevor Beel問到，目前有否技術可準確判斷血跡的形成時間？衛永剛表示，從顏色大致可以分辨血跡是否已超過一年、數年或更久，但如果是一年之內的血跡，外觀差別不大，難以精確區分。
代表鄺球的大律師戴偉奧盤問下，衛永剛確認DNA存在於血液、汗液、唾液等任何來自人體的物質。戴偉奧問到DNA是在不直接接觸情況下可否轉移，衛永剛表示，如果距離較近，且有較大滴的唾液，如說話、吐痰、打噴嚏或咳嗽都有可能轉移DNA，汗液同樣有機會令DNA轉移。
戴偉奧續指，涉案單位睡房內發現的一罐噴漆證物，上面檢出死者蔡天鳳的DNA，而死者從未使用該罐噴漆，因此DNA出現在罐上的途徑，只可能是二次轉移，或噴濺等方式。衛永剛回應稱，此DNA出現於噴漆撳掣的位置，相信並非「噴落去」，而是透過接觸轉移，例如「手套染有死者嘅血、揸住個掣」。
代表鄺港智的大律師安華暉引用衛永剛於2026年7月16日的報告，提及物件上無法驗出 DNA的情況。安華暉指，最常見、最正常的解釋是「根本沒有人接觸過該表面」。衛永剛回應，從專家角度，不會如此簡單看待。他指出，可能的原因包括確實沒接觸過該表面；曾經被抹拭或清洗；有接觸但並非直接接觸，如中間隔了布或其他物料。
安華暉問，圓頭錘會否曾被清洗？衛永剛回應，「根據我嘅專業意見，洗嘅機會好細，如果洗過，嗰柄嘅 DNA 可能都會抹走咗」。安華暉續問，錘仔會否有使用化學物品處理的痕跡，衛永剛回應指：「唔見到有」。
左至右：鄺港傑、鄺球及鄺港智。資料圖片
安華暉問及圓頭錘手柄只檢出9個（約三分之一）DNA標記的原因，衛永剛明確表示，主要是因為DNA量太少，而不是因為腐化。安華暉指，事件發生於2月21日，他於2月27日進行檢驗，相隔只有6天。衛永剛回應，在這6天內，DNA不會因為腐化而導致大量系統無法檢出。
安華暉又指，案中證物之一的水樽，檢出全部26個DNA標記。衛永剛解釋，這是因為人飲水時嘴巴直接接觸樽口，而唾液的DNA濃度遠高於皮膚細胞約10倍或以上，即使只是喝一小口，也留下足夠DNA，得出完整的26個標記結果。
安華暉指，一個證物膠袋的手抽及開口位置，共檢出23個DNA標記。衛永剛解釋，DNA是從膠袋的手抽和開口位置提取，由於有人握持膠袋，再加上可能有血跡，而血液的DNA濃度遠高於皮膚細胞，故出現較多標記是合理的。但他不同意直接用膠袋的結果跟較圓頭錘手柄對比，因為兩者DNA來源的濃度完全不同。
安華暉再提出，圓頭錘和其他證物存放於警方證物盒中，有機會在存放過程中沾染其他證物上轉移的DNA？衛永剛說：「冇證據顯示到，（證物盒中）隔籬啲證物我全部都有驗到」。
安華暉問及，圓頭錘的採樣方式。衛永剛表示，通常使用一對拭子（一支濕、一支乾）把整個手柄（包括頂部）都拭過。由於DNA肉眼看不見，他只能根據檢驗結果去推斷DNA的大致位置。
安華暉提出， 可能是一滴汗滴在手柄上留下 DNA。衛永剛指，「如果個汗量夠多，一滴太少啦，如果多啲可能有機會。」安華暉追問，如果是好多汗？衛回應，「如果咁啱滴正手柄，可能有機會」。
政府化驗所法證事務部（刑事科學及品質管理科）總化驗師衛永剛。資料圖片
安華暉再問，圓頭錘是在屋內地上被發現的，周圍其他物品上的DNA是否有機會轉移到圓頭錘。衛永剛表示，理論上有這個可能。
安華暉提出，如果這把圓頭錘曾被用來擊打某人頭部至出血，專家是否預期會在圓頭錘上找到死者的DNA？衛永剛回應，如果有即時直接接觸，很大機會會留下死者的DNA；但如果中間有其他物料隔住，例如布、紙或其他東西，則未必一定轉移得到。
安華暉再引用專家證人於錘頭驗出 DNA 但無法作進一步分析的報告內容，問那是否代表錘仔不曾被清潔，衛永剛否認，指可能有清潔，只是清潔程度不足。他補充，錘頭僅得少許 DNA ，無法作出具體判斷，「我都唔可以話畀你聽，係抹過吖，定原先係得咁多DNA」。安華暉續問，證人是否無法得知錘仔曾否被清潔，衛永剛同意。
就錘仔是否曾被清洗的問題，控方覆問時提到，是否有機會施襲者抓住圓頭錘手柄，抹去錘頭的血跡，但在手柄留下DNA痕跡，衛永剛同意，指若錘頭上有事主血液，手柄有襲擊者的DNA，襲擊者手持手柄清洗錘頭後，即使錘頭DNA被洗走，手柄也有機會留下襲擊者的DNA。
控方庭上展示圓頭錘被發現位置的照片，顯示圓頭錘當時放在地上，周圍有其他物品。控方指，這些周圍物品經檢驗後，全部都沒發現鄺港智的DNA。在此情況下，辯方早前提出的二次轉移說法（即DNA從周圍物品轉移到圓頭錘上）並不成立，因周圍物品本身就冇鄺港智的DNA，衛永剛同意，如果周圍物品沒有相關DNA，而且沒有接觸，這種交叉污染的情況就不會發生。衛永剛完成作供。
控方傳召偵緝警長蔡家興作供。他供稱，2023年2月24日下午，他與時任警司鍾雅倫等，一行共5人進入懷疑與失蹤者有關的大埔龍尾村村屋。他確認，單位左邊第一間房的房門上鎖。他先用腳踢門，不成功，其後使用工具把門撬開。進入單位的主要目的，是尋找疑犯或失蹤者，以及查看屋內有否任何證據或可疑情況。當時他們有戴上手套及戴口罩，避免接觸時影響指紋或DNA等證據。
蔡家興續稱，進入單位後主要是用目測查看，沒有觸摸任何物品。他憶述，當警員陳偉雄打開雪櫃時，發現有人體殘肢，當時上級即時要求他們先離開單位。他估計，第一次進入單位的時間少於5分鐘。
蔡家興又指，他與另一名警員曾第二次進入單位，這次同樣只以目測，沒觸摸單位內任何物品。進入時他在門口穿上了鞋套，當病理學家及鑑證人員到達後，他在當晚協助現場工作，並有向同事（警員陳偉雄）提供意見，如何分類需要提取的證物，但實際拿起及收集需要觸碰的物品，是由陳偉雄負責。他解釋，自己只會拿着物品邊緣，是為了避免干擾證物，以免影響其後的檢驗或辨識。
大埔龍尾村。資料圖片
蔡家興於2月25日早上離開現場。2月26日約下午2時56分，他曾安排渠務署派人到場，使用儀器檢查單位的排水系統、喉管，查看有否任何證物或遺體殘留，結果並無發現。
控方問到，證物膠箱是何時檢取？蔡家興回應是2月24日。主控郭莎樂問當日檢取及包裝證物膠箱的情況，蔡家興表示不肯定。
控方又展示一個警方在龍尾村單位現場檢獲的綠色四方形鐵罐，罐上有手抽，罐外側寫有「SS上等菜籽油」字樣，側邊有開孔。控方指，鐵罐在單位地上被檢取，旁邊有紅色膠袋。控方向證人及陪審員展示紅色膠袋內的物品，有數包衣紙及香燭。陪審團戴上手套傳閱，並觸摸衣紙等。
控方提到，部分衣紙有經文，問警長作為香港人，是否知道相關經文的類型？蔡家興說：「我望落去，有寫住拜觀音」。控方續問，甚麼是「觀音」？蔡家興回應：「一個中國人相信嘅神明」。
控方追問，甚麼情況下會燒紙給觀音，是否因為有嬰兒出生？蔡家興回應：「我相信唔係」。暫委法官祁彥輝打斷指，證人並非這方面專家，毋須回答衣紙經文的內容及使用情況。蔡家興回應：「我自己都有拜神嘅」。
控方遂要求證人讀出衣紙上的經文內容。蔡家興庭上朗讀「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使人無噁心，令人身得度。迴光菩薩，迴善菩薩」等。控方再問傳譯員可否翻譯成英文，傳譯員表示無法翻譯。郭莎樂問蔡家興是否認得經文，蔡家興答「唔認得」。
鄺港傑、鄺球、鄺港智同被控1項謀殺罪及1項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控罪指3人於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汀角路龍尾村56B村屋地下內謀殺女子蔡天鳳，並在2023年2月21日至23日期間，於同地阻止合法埋葬蔡天鳳的屍體。
三人否認謀殺罪，鄺港傑及鄺港智承認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鄺球開審前不承認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但於2026年10月30日改認罪。
案件由原訟庭暫委法官祁彥輝（Brian Keith）審理。控方由外聘資深大律師郭莎樂（Charlotte Draycott）、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梁育珩、高級檢控官林曉敏與檢控官尹培軒代表。鄺港傑由大律師Trevor Beel代表，鄺球由大律師戴偉奧（Oliver Davies）、羅天祺代表；鄺港智則由大律師安華暉（Andrew J. Raffell）代表。
案件編號：HCCC198/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