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農曆新年前後，平安渡過，沒有發生騷亂暴動，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猶記得年三十晚之前，有人在維園花市大貼海報，說要在年三十晚晚上11時進行「光復年宵」行動。有在維園花市擺檔的年青人跟我說，「求神拜佛，希望他們不要搞得成，因為年三十晚是銷售高峰，若然搞出亂局，銷售高峰泡湯，肯定會蝕大錢。」
年青人在年宵市場擺賣，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他們做過銷售，就會知道做生意之難，那怕是做一個小攤檔，也會學懂蝕本容易，賺錢艱辛。
今早收聽電台廣播，議論到公司派花紅的問題，提到各種改為減少或不派花紅的公司。主持從打工仔的角度出發，為打工仔發聲，當然傾向批評企業減派花紅的做法。但是，沒有做過生意，又如何知道做生意之難？
旺角暴動已過去了一年，現在可以蓋棺定論。過去一年，香港的零售、旅遊、餐飲、傳媒業都受到嚴重的打擊。農曆新年是有遊客訪港的旺季，旅遊、零售業十分期待。內地訪客慣常是過了大除夕在家團年之後，於年初一、初二才出門旅遊。香港就在年三十除夕晚爆發暴動，磚頭橫飛。消息傳到內地，在避亂心態下，大陸客自然不想到香港旅遊。其後的數字也反映了出來，去年2月的零售銷售，較前一年大跌了19.5%，重創相關行業。
旅客來港人數急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漣漪，要到了下半年才慢慢回復。今年年頭旅遊零售銷售數字按年回升（可能是因為去年的基數頗低），但我與相關行業人士傾過，銷售好過去年，但總體感覺已經無復一、兩年前的光景，生意難言旺場。去年的暴動對部份行業所帶來的影響，可能不只是週期性，而是結構性影響。
本土民主前線當日（2016年2月7日）發動暴動，很明顯是要為他們參與的2月28日新界東補選造勢，結果本土民主前線的候選人梁天琦在該次選舉中得到15%的選票。由於補選是單議席單票制，15%不足送梁天琦入局，最後還是由公民黨的楊岳橋當選。不過，這次選舉已做大了本土派的支持度，令到在9月立法會多議席單票制的選舉，入局機會大增。結果，本土派在立法會選舉的得票率進一步上升至19%，有多名年青激進的本土派人士入局。
有人解讀掟磚示威是為了理想，也有人解讀掟磚示威是為了搶位入局。說到底，梁頌恆、游蕙禎這些去年9月選舉的當選人，之前可能只是做著收入1、2萬元的工作，當選之後便變成月入9.5萬的尊貴議員。在一般升斗市民眼中，他們的確上位了，至於後來被取消議席則是後話。
本來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你上位，只要不影響我，亦無所謂。但是，在去年的暴動，由於少數人想搶位的部署，結果要整個社會埋單，令到旅遊、零售業，以至靠廣告為生的媒體，大受衝擊，收入大跌。差一點的公司要裁員甚至結業，實力好一點的公司盈利亦大減，甚至由盈轉虧，自然會影響到相關行業的員工的人工和花紅。
一切事情都有代價，有人得，就有人失。正如美國氣象學家羅倫茲於1963年提出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理論，你估不到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最後造成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如果單看去年的旺角暴動，可能有人會說，「沒有什麼大不了，有沒有死人，何需大驚少怪?」
但是，他們卻看不到，在掟磚的蝴蝶效應下，整個社會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打工仔都要為他們埋單。
盧永雄
「公義不但要能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看見的方式實現」(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這句法治名句源於英國首席大法官休爾特勳爵(Lord Chief Justice Hewart ,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acarthy)，實踐法治要看得見，睇得到。香港法院審訊黎智英案，正好體現了這個「看得見的法治原則」。
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經歷156日審訊，案件今日(12月15日)宣判，3名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及李運騰一致裁定，主腦黎智英3項控罪包括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罪」罪成，另外兩項《香港國安法》之下「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均罪成。這是香港首宗被定罪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案件。
法庭要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進行煽動，以及勾結外國勢力；而《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生效，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由於法律不能溯及生效前的行為，故要證明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有勾結外國勢力，才能入罪。
主審法官判詞顯示黎智英罪成有兩個關鍵要點：
1. 黎智英證供不可信。
判詞指法庭認為黎智英「作證時多處自相矛盾、前後不一、閃爍其詞和不足為信。法庭拒絕接納他的證供。」可見法庭認定黎智英是一個「大話證人」。
至於案中的主要控方證人是6名從犯證人，當中4人（即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和周達權）於相關時間是《蘋果日報》的高層。他們各自供述黎智英密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日報》的編採方向，以至於當時負責《蘋果日報》社論及論壇版的主管楊清奇稱他們只有「鳥籠」自主。楊清奇表示自己在撰寫社論及為論壇版選稿時，會以黎智英的觀點和立場作為指引。幾位證人亦提到，黎智英在飯盒會上將自己的政治觀點告知《蘋果日報》的高層。這有助法庭判定黎智英不是一個尊重新聞自主的傳媒人，而是一個操控輿論機器的煽動者。
其餘兩名從犯證人為陳梓華和李宇軒。陳梓華供述在2019年，他嘗試協助李宇軒為「G20」團隊的國際文宣活動尋求經濟援助，以呼籲外國向中國及香港特區施加政治壓力。
判詞指「每一名控方證人均被深入盤問，但這無損他們任何一位的可信性，法庭裁定他們都是誠實可靠的證人。」法庭認定6人是「誠實證人」，故相信他們描述的案發經過。
2. 《國安法》生效後繼續犯案。
法庭裁定「案中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繼續表達其反中國的立場，進行請求外國實施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活動。但他這樣做時就採用了一個較為間接和隱晦的策略，收斂了自己的激烈言辭。這點可從《蘋果日報》的社論、論壇、他自己的文章、帖文和節目中看見。
法庭基於案中的證據，裁定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請求外國（特別是美國）實施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的活動，在《國安法》實施後並沒有停止。即使他的請求變得含蓄和隱晦，但是他進行其活動的意圖依然如故，故裁定他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名成立。
如今黎智英案初步審結，法庭將考慮各被告的求情後，稍後才會判刑。按《香港國安法》第29條，觸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事後回看，事發後陳梓華和李宇軒意圖逃往外地，被截獲遣送回港後，願意出任從犯證人，而《蘋果日報》4名高層亦願意出任從犯證人，是案件偵查的關鍵轉折點。由於黎智英策劃的勾結外國勢力活動秘密進行，控方本來不易搜證，但有從犯證人指出事件真相，就有助建立完整的證據鏈條，對起訴有很大幫助。
從黎智英整個審訴和判決可見，香港法庭審理黎智英案，並不是速審速判，而是經歷156日審訊，讓控辯雙方證人詳細作供，各自被仔細盤問，誰講真話，誰說大話，公眾一目了然。法庭採用「看得見的法治原則」，既保障了被告的權利，也進行了公正的審訊，最後不留合理疑點地，證明黎智英罪名成立，彰顯了香港的法治。
反觀美西方，卻不斷干預香港的審訊。在黎智英案開審前夕，已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議案，要求白宮制裁多位特區政府官員、檢控官和法官，意圖恐嚇法官。在案件審訊期間，有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議員，持續就黎智英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以及就黎的羈押安排，作出偏離事實的評論，訛稱黎智英受到虐待，干預香港司法。到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近日發表「2025年報告」提及黎智英案件，亦肆意抹黑香港特區的依法執法、檢控和司法機關，向司法機構作最後施壓。
這件案件的焦點是黎智英勾結美國等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美國議員和政客就是勾結黎智英的當事人，他們惡意評論事件，妨礙香港司法公正的意圖太明顯了。
美西方對本國危害國安的案件從嚴處理。看當日美國法庭對2021年國會山騷亂案參與者、右翼組織驕傲男孩負責人塔里奧判處22年徒刑，就知道他們對煽動暴亂份子毫不手軟。但他們卻對香港類似事件說三道四，其雙重標準，令人厭惡。
香港法庭判定黎智英有罪，聞者足誡，法庭判決警告反動份子，勾結外國勢力，出賣國家，不會有好下場。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