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娛樂性十足。最新一著是堅決拒絕與台灣的總統蔡英文再通電話。
整件事緣於蔡英文昨日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提到此前曾與特朗普通電話，說不排除再會與特朗普通電話。
蔡英文在訪問中亦表現出討好美國的態度，說台灣想與美國再買軍備，可能會買F35戰機(台灣軍方估計買60架要515億港元)。不過，小英子總統的熱面孔貼上特朗普的冷屁股之上，連出動買戰機利誘都無效。
特朗普一日之後接受傳媒訪問回應，說不想在再與蔡英文通電話，因怕會引發與中國的關係問題。特朗普這個回應無疑直接對小英子打臉，令她十分尷尬。
特朗普於去年11月當選美國總統，曾一度令日本、韓國及台灣燃起聯合美國抗中的期望。他在國際政治取態上相當進取，在當選之初，既沒接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電話，馬上接見遠道而來美國訪問他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特朗普更加出位的是成為在美台斷交後，首位接聽台灣領導人電話的美國總統。台灣自然起哄。
不過，劇情隨著3月7日的「習特會」而急速轉直下。特朗普對習主席表現出極度友好的態度，以換取習近平支持，令他可以對北韓擺硬。雖然隨後特朗普向北韓的軍事施壓顯得有點「蝦碌」，說馬上派出航母卡爾文森號開往朝鮮半島，但母艦卻不知去了哪裏。不過，他似乎嚇怕了金正恩。一直盛傳金正恩會在太陽節再進行核試，結果沒有了下文。
蔡英文在這個時候再出來講想與特朗普通電話，時機極差。小英總統可能沒有見到特朗普要孫女向習主席唱《茉莉花》，不知道特朗普竟然可以用這種極端手法去拉攏與習近平的關係。小英子在最不適當的時候出招，對國際形勢真是「曚查查」了。
其實，只要小心觀察特朗普對日本、韓國及台灣的態度，便會看到他做人的原則—利字當頭。他對日本尚算客氣，「習特會」之後，日本首相安倍急急打電話給特朗普，名義上是討論朝鮮半島局勢，實際上是在中美峰會以後，想拉攏與特朗普的關係。特朗普也「畀面識做」，在近半小時的電話會議上，說了一句：「美日的同盟關係，牢不可破。」
特朗普對著日本這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還願意出出口術，拍拍散拖。對待南韓，特朗普就沒有那麼客氣了。基於前朝奧巴馬時代的安排，美國正在南韓首爾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但特朗普聲言要韓國為薩德系統支付10億美元的費用。韓國不肯「科水」，說基於美韓的防務協議，費用應該由美國支付。特朗普就要重新談判美韓貿易協議，言下之意，美國會與韓國隨時散檔，藉此索要利益。
對於台灣，特朗普就更絕啦。就像喝醉了與對方發生一夜情之後，對方想再見面，就電話也不接，如同陌路。
特朗普對中、日、韓、台的態度，完全以對方實力去決定，出於實利主義考慮。中國有相當的政治經濟實力，特朗普就「畀面」，客氣對待。日本的實力尚可，特朗普不會公然翻臉。對於韓國，以至台灣，就對不起了。由於她們的力量太弱，特朗普可以完全不理會。講衰一點，特朗普當天可能是故意接聽蔡英文的電話，以此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目的達到了，便一腳把小英子踢開，視如棄卒了。
盧永雄
近年由於互聯網科技爆發，世界急劇變化。但香港相對於美國或者中國大陸，回應這些變化時相當緩慢，香港的電視業就是一個好例子，無論經營者以至挑戰者都是如此。
管理學大師克里斯汀生。(網上圖片)
我建議有興趣搞創新事業的人，或者正從事傳統事業要對抗創新的人，都適合看看一本早於1997年出版的名著《創新的兩難》（The Innovator’s Dilemma），作者是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整本書的關鍵是講述創新與科技變革帶來的破壞（disruption），如何為龍頭企業的領導者帶來挑戰。
當我們以為這些企業的領導者頑固不堪、顢頇無能，不理這些新科技的出現，不作出回應，實情卻剛好相反，很多龍頭企業管理層，當見到新科技出現，都很認真地研究和回應。由於他們太著重客戶的體驗，都會詳細研究客戶對於這些創新科技的看法。但通常都會發現自己客戶對這些新產品不感興趣。
結果企業領導者就面對一個創新的兩難題。如果一頭跳進新科技，很容易會激怒現有的客戶，馬上令到生意大跌，盈利受損。另一方面，公司如果不對這些科技作出回應，又怕會演變成一場淹沒他們現有產業的災難，這就是創新的兩難。歷史上有太多這些例子了。
蘋果iPhone的推出，就是一個破壞性創新的經典。從來沒有一個科技進步的歷史時刻，是這樣明確地出現的。2007年1月9日，蘋果公司的CEO喬布斯在Mac World的年度大會上，向世人介紹第一部iPhone，雖然iPhone在6個月之後才上市，但也廣受所有主流媒體的注意。當然，當時的手機大廠，包括諾基亞、索尼愛立信、摩托羅拉和黑莓，都在注視著蘋果這部新玩物。
但是，即使是《創新的兩難》作者克里斯汀生，也不覺得iPhone會成功。他雖然認為iPhone是持久性科技，但由於iPhone的創新會令業界對手有強烈動機要打敗它的，所以不會造成真正的破壞。他還斷言，「歷史可以做明鑒，iPhone的成功機率將會很有限。」克里斯汀生的誤判證明創作理論容易，要利用理論去分析現實卻很艱難。
當時iPhone的眾多對手，可以說是眼白白地放生了喬布斯。例如黑莓就迷醉她們獨有的手機上的實體鍵盤，否定iPhone的觸控式鍵盤，認為iPhone的軟件較佳，而黑莓可以硬件取勝。這樣判斷iPhone，正是《創新的兩難》提到的企業管理者的典型思考方式。當黑莓問客戶喜不喜歡iPhone的觸控式鍵盤時，客戶都會回答喜歡現在的實體鍵盤。黑莓便不敢也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強項。
其他的電話製造巨人，見到iPhone的電話功能這樣差，都在訕笑iPhone這部電話相當不行，但事實是她們沒有留意到iPhone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創新，其主要功能不是一部電話，而是一部移動的小型電腦。當大家都問的原有的客戶群，是否喜愛只現有電話的功能，例如流暢的電話服務，或者黑莓的實體鍵盤。事實上，這些都不是iPhone的強項，iPhone初期的版本，也的確有很多問題。但對手不願瞓身投入iPhone的市場，結果便放了蘋果一條生路，讓它一直改進產品。
認真對付iPhone的，其實只有谷歌。谷歌早期既生產手機，也開發了Android智能電話作業系統，與蘋果的IOS系統對抗。當谷歌發現它生產的手機不受市場歡迎，便把Android系統開放給其他智能電話生產商使用，令到Android成為智能電話作業系統的主流。有趣的是，在智能電話行業成功的廠商如三星等，當時都只是小廠家。證明當時的大廠都沒有全身投入這個由iPhone引領的科技創新的大潮，而各自詢問原有的客戶意見，固守原有的市場，結果被對手完全顛覆掉。
以回應科技創新的角度而言，現有的有線或者無線電視的經營者，他們的模式都相當脆弱，部分雖然有投資OTT網絡電視，但還是「窒手窒腳」。尚幸香港在新科技的投資，並不踴躍，而海外的網絡電視巨企，也未有全面進軍香港市場，否則，香港電視業會比現時死得更快。
在科技急速發展的世代，從商者、甚至從政者一定要小心研究破壞性的新科技的影響，才可以作出有效的回應。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