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媽媽」鄧桂思因為兩次換肝，惹起全城關注。她的病情一直未有好轉，現今仍然危殆，她的血液中也驗出了念珠菌，最後不知能否康復，令人神傷。 叫人震驚的是，最近揭出鄧桂思重要病的原因，竟然是聯合醫院開錯藥！
聯合醫院及有關方面在事件中犯了雙重錯誤。第一是鄧桂思患有乙型肝炎，院方在治療她的腎病時開出重劑量的類固醇。有肝炎的病人要服用重劑量類固醇，需同時處方用抗病毒藥。醫管局的電腦系統其實會跟據病人的病狀，兩次提醒醫護人員應該處方什麼藥的。
第一次提醒是腎病病人如同時有乙型肝炎會出現提示，第二次提醒是在醫生開出兩個星期以上的重劑量類固醇，電腦就會顯示需要處方相應的抗病毒藥。但不知何故，主診醫生卻忽略兩個提示而沒有開出抗病毒藥，就令到鄧桂思肝炎發作，導致急性肝衰竭。
聯合醫院事件的第二個錯誤是出現了醫療事故，卻延遲公佈。機制規定出現醫療事故，需要在24小時內通知上級。鄧桂思的女兒向聯合醫院查詢，院方沒有交代，當中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診醫生放了假，要到21日才能夠查明事件。
最後聯合醫院負責人公布事件並鞠躬道歉。鄧桂思的女兒Michelle並不接受，表示是否由她向聯合醫院道歉一百次，換回一個健康的母親？同時亦質疑，如果她沒有向醫院查詢，院方就不會向外交代事件。
香港的公共醫藥體系，負荷甚重，醫護人員面對很大的工作壓力。而病患的家屬，面對親人病重或者死亡，都會相當情緒化，醫護人員要面對的壓力就更大。但無論如何，這些壓力完全不可以成為鄧桂思遇上醫療失誤的藉口。
先講通報問題，據知聯合醫院主診醫生知道事件後沒有向上級報告，鄧桂思的女兒Michelle在瑪麗醫院的提示下，走回去向聯合醫院查詢，聯合醫院主診醫生的上級，才發覺出了事。後來主診醫生放了假，令聯合醫院及醫管局遲遲未能查明事件的真相，再延遲公布，令外界極不接受。
據有關方面解釋，管方因為知道事態嚴重，要面見主診醫生調查清楚，才能對病人家屬作書面回覆，實屬難言之隱。不過外界未必接受這些解釋，會認為多番延誤公布是「醜婦不想見家翁」。
整件事最根本的問題是醫生開錯藥，這是極嚴重的疏忽，若最後病人不治，在刑事上涉嫌誤殺，在民事上也可能是嚴重疏忽導致他人死亡，涉及多重責任。
醫療關乎人命，當出現問題時，也不可逆轉，醫生便不應該有這樣的疏忽。要加強醫生的警覺，防止疏忽的其法，最直接的做法是查明事實真相後，對涉事者嚴懲。才可以提高往後醫療人員的警覺性，讓他們知道不可以出現這類致命性的疏忽。
曾有家長問我，為什麼有些工作，例如醫生，入職工資這樣高，比其他行業高出三、四倍？這是否不公平呢？我說，表面看是供求問題，讀醫的都是很優秀的學生，回報高一點是合理的。但真正的原因是社會早已界定某些工作相當重要，所以也願意給予很高的工資，藉此吸納最優秀的人才，去從事這些工作，保證能夠有最佳的成果。例如醫生、飛機師，他們的工作直接掌握人命，做不好的話，就會有人命傷亡。所以要收吸納最好人才，給予以最嚴格訓練，希望能夠提供最好的服務。若然做不好，也要負最大的責任。
盧永雄
中國前外長錢其琛病逝，可以說是見證了中國一個歷史時代的終結。
錢其琛給人一個溫文爾雅的形象，我當年做記者的時候採訪他，總覺得他是一位謙謙君子，對人客客氣氣。但他不是採訪的好對象，因為鮮有火爆的言論，做不到報紙電視的頭條。
錢其琛比較激烈的講話，倒是和香港有關係。2002年，他隨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出訪美國，在休斯頓接受香港記者專訪，講到行將立法的《基本法》23條，他說：「香港有些人反對23條立法，那些人是不是心中有鬼？」他這樣說，等如直接批評反對23條立法的香港人，就是可能觸犯有關法律的人。
錢其琛這種罕有嚴厲的言論，自然引發軒然大波，激起強烈的反應。一年之後到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亦在大遊行的反對聲中泡了湯。不過，千萬不要因為錢其琛這樣說，便覺得他是強硬人士。其實剛好相反，他代表了當時中國的一種溫柔身段的外交路線。
錢其琛屬於中國第一代的職業外交官，早於50年代便加入了外交系統，在中國駐蘇聯使館工作。錢其琛在1988年4月接替吳學謙，成為中國外交部長。1993年升任副總理兼外長。中國第一代的外交官如周恩來和陳毅，本身就是中國第一代的革命家，有很強烈的個人色彩。但到錢其琛時，已經變成專業的外交官。
錢其琛更有特別經歷，甫出任外長，中國便經歷最艱難的外交時期。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當時西方各國抵制中國，不和中國接觸。直至到1992年，中國藉著香港新機場問題與英國談判，最後雙方達成協議，英國首相馬卓安訪問中國，與當時的總理李鵬會面，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才開始「融冰」。
1993年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是另一個機遇。之前的APEC，還只是部長級的會議，當年則特別安排了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與中國家主席江澤民見面，中美關係在「六四」之後開始破冰。自始以後，APEC也變成一個更高層級的領袖會議。
中國外交政策歷經變化。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說中國在外交上要採用一個韜光養晦的原則，爭取中國發展經濟的空間。到江澤民任總書記的初期，中國在外交上仍然沒有什麼地位，要踏入2000年以後，中國經濟開始急步發展，而蘇聯解體、東歐鐵幕崩潰之後，經濟發展滯後，中國模式便慢慢地被西方接受，這是胡錦濤主政年代，中國的外交地位開始急速提升。
曾經見證過APEC等國際會議的記者都知道，中國領導人早期不太受人理睬。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很多外國領袖紛紛主動與胡錦濤接觸，中國領導人受歡迎的程度大增，中國的外交地位也大大提升。錢其琛於2003年退下火線之時，就是中國地位開始急升的時候。
無論如何，如今的中國，已經比過去有性格。在江澤民年代，中國只能夠跟隨國際遊戲規則辦事。到了胡錦濤年代，中國已經開始嘗試參與改變遊戲規則。因為中國覺得雖然加入了世貿組織，理論上國與國之間應進行自由貿易，但仍有很多國家在貿易上卡壓中國，中國需要與一個、一個國家的去談判。到了習近平年代，中國更進一步，希望成為規則的製定者，因為覺得現有規則對中國不利，於是發動成立「亞投行」，牽頭成立重要的國際組織。
時代變了，中國的外交風格也跟隨轉變。錢其琛那種低調風格，亦不復見。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