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一位曾經參與其中一個特首助選的核心人員吃飯。他提到選舉時設計政綱，制定宣傳策略，以打動選民，拉升民望，當中一些考慮，相當有趣。
他當年助選的時候(不是最近一屆)，主要考慮的是選民務實和務虛兩大訴求。所謂務虛，就是政制民主、環境保育等要求，而所謂務實，就是這一些社會民生政策的訴求。
他們分析即使是同一個人，都同時有務實和務虛的面向。但總體而言，年輕人比較務虛，講求理想，著重原則；中年或以上的，則比較務實，講求實際，希望政府政府能夠改善他們的實質生活。30歲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特別是成年人結了婚，組織了家庭，生了小朋友以後，都會變得比較現實。
社會最大的務虛訴求是政制民主化，既涉及本地的激烈矛盾，也涉中央與香港的嚴重分歧，較難達到。相對地，務實的訴求是政府施政可控的範圍，相對有把握達成。
另外，他們也研究特首候選人在選舉論壇上可能會被追問的常識題，例如從一個家庭的收支開始。首先是有要有工作，沒有工作，便沒有收入，一切都免談。所以，如何創造就業，是其中一個要注意的重點。再談到開支，假定一個家庭月入兩、三萬元，然後進行開支分拆。
大體上會按衣食住行劃分，先講住的，第一大支出是租金或者供樓開支。現時大約有300萬人住在公屋，他們的租金開支最少，大約2000元左右。如果要租私人樓，劏房5000元，細單位要過萬元，這是一筆重大的開支。對要供樓的人而言，即使在利息比較低的年代，最少也要萬多元的開支。對於非公屋市民而言，住屋開支佔了整體開支最大部分。所以，樓價和租金問題，是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
其餘的開支，水電煤、管理費可能也要一、兩千元；如果住得比較偏遠，交通費要2000元以上；衣食無論甚樣節儉，起碼也要4000、5000千元。
了解了這些開支分佈之後，候選人還要硬記市民生活上一些基本的數字，例如搭地鐵由荃灣到中環的車費要多少？超市的午餐肉賣多少錢？公屋居民大約要交多少錢水費電費等等，務求候選人能夠答得上這些生活常識題。
整個拆解開支的過程，其實與制定政綱、政策有關。通常政綱都以宏觀的務虛方向為主，例如煲呔曾年代主打「強政勵治」、CY的「齊心為香港」等等。不過，到入肉的時候，牌底就要有針對經濟民生，有比較務實政策主張，例如煲呔的「十大建設」，主要是當時的經濟不好，便建議政府花錢大搞基建去創造就業，甚至提出最低工資，保障基層收入。又打出「關愛」的旗號，把原來未受綜援網照顧的低薪家庭，納入保障範圍。至於CY，暗裡更以「針對地產霸權」為目標，突顯他阻止地產商壟斷，聲言要拉低樓價的方向。
這位前助選人員說，回看過去的行政長官選舉，對於民生訴求愈實在的候選人，越能夠拉動民意支持。他認為務實的政策主張，會比務虛更加重要。理想化的主張表面上威威水水，但對市民並不入肉，而務實的主張，直接影響民生，能夠觸發反應。
我們現時見到政客的政見，很多都是理想主義，不注重改善經濟民生，如果政府也向這方面傾斜，最後很容易會一事無成。若幾年過去，人民實質的生活沒有改善，又怎會對政府有好感呢？
盧永雄
政府委託房協研究兩幅郊野公園土地，是否可以建屋，再度掀起爭議。一直反對土地發展的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認為，政府此舉是繞過立法會，他也認為不應該使用郊野公園用地建屋，而應該用徵收資產增值稅的方式去控制高樓價。
政府對應樓價飆升，不外乎兩個大方向。一個是從供給方面著手，即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另一個是從需求方面著手，透過徵收重稅去壓抑需求。過去幾年，政府雙管齊下，但由於覓地困難，加稅容易，政府出招集中於加稅為主，辣招便接連推出。由外地人買樓要支付15%的額外印花款，到三年內短期賣出要付重稅，到大幅增加首置以外的基本印花稅至15%。辣招林林總總，但樓價繼續上升。
我們不能夠否認樓價持續上升是有環球性因素，主要是歐、美、日各國央行大力印鈔放水，令到市場資金大增。例如在金融海嘯之前，美國聯儲局資產負債表只有8500億美元，到現時已大增至4.5萬億美元，激增了超過4倍！聯儲局資產負債表增加，等於放入市場的貨幣增多，其他的各國央行都是這樣做，印鈔數量以倍數上升。在各個資產類別當中，房產供應彈性不高，價格漲幅尤烈。這是包括香港和世界各地樓市大漲的主要原因。
時至今日，政府加稅去壓抑需求的方法已經用到荼蘼。再要政府增加資產增值稅，可以產生壓抑樓價的功效相當有限。現時的樓市由於短期買賣的徵稅太厲害，在半年內炒賣樓宇，印花稅加上特別印花稅就要30%，如果是外地人買的話，要再加15%，即45%，早已令到樓市的投機炒賣絕跡。不斷推升樓價，特別是令到細單位價格飆升的，主要是實際使用的需求，完全不受增值稅影響。
香港公共政策的討論，越來越劣質化。每個政策領域，都有人大力反對。表面上他們反對某個政策的同時，會提出另一些替代建議。但那些替代方案並不可行，只是把反對的聲音包裝得看似理性一點而已。
我相信無論是梁振英政府也好，林鄭月娥政府也好，都不是一些發展狂，不會無緣無故要把美好的郊野公園用地興建公營房屋，去滿足個人的私慾。他們研究這種方法只因在香港覓地建樓實在太難，而郊野公園用地上面，沒有私人物業，不用收地，改變用途便能即時運用，所以才打郊野公園用地的主意。
樓價地價急升，利益會走去兩個方面，一個是政府的稅收，另一個是發展商的利潤。買樓的人，以至租樓的人，其實變相被徵重稅。政府估計2016/17年度的賣地收入有1178億元，較原來估計的670億元多了508億，高地價將來會反映在高樓價之上，對用樓者就是一種變相的稅負。
試想一個大學畢業生，剛開始工作，月薪大約1萬元，五年之後，可能也不足兩萬元。如果他要過獨立的生活，在灣仔租一個劏房，也要5000元。固然，剛剛畢業的，支付不起，就算月薪有兩萬元，租劏房再加衣食行交稅等開支，基本上已所餘無幾。即使父母有能力幫子女支付買樓的首期，要供300萬元房貸，也是一筆重債。租樓買樓者付了土地重稅。至於那些沒錢租樓，父母又沒能力支付首期的，只能夠與家人同住，沒有個人空間，就要承受幸福感低落的代價。
綜合而言，郊野公園上不建樓，我們先不講環保份子的理想訴求，受益的是已經有樓的、特別是可以經常使用不同郊野公園的退休人士。而受害的，就是那些沒有樓和等待上樓的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我覺得如何抑壓由地價樓價高企產生的房地產重稅，這不止是行將落任的特首梁振英的問題，是所有香港人都要關心的問題，所有從政者都要給出可行的答案。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