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做事成功與否，很多時都有個「時也命也」的因素。早前在一個公開場合遇到一個公營機構的CEO，講起他打工上位之道，感嘆現在50幾歲的人比較幸運，因為香港打工的黃金歲月在80、90年代出現，正值這批人當打之年。
香港經濟在70年代開始起飛，但踏入80年代卻出現中英香港前途談判問題，加上1989年六四事件，令到當時企業很多中高層人材移民他國。經濟向好，本來挖角潮已經犀利，再加上大量主管流走，企業更加要高價留人，這個公營機構的CEO就話，當時試過老細無端端加自己30%人工，升他當一個主管位置，只因老闆怕無人做事。
在這個年代打工仔無端端變成打工皇帝，年紀輕輕就坐上主管職位，部份人到如今亦只是不過50、60歲，並未退休。
當時打工還有另外一個好機會就是北上，無論是中層管理的白領抑或是工廠的管工，願意返大陸做事，人工職位都三級跳，工廠管工隨時變成經理，寫字樓主任變老細。
我有個朋友在一間美資公司打工，他說見盡當年北上的風光日子，香港公司的中層願意返大陸打工就變成高層，首先有大筆的「艱苦條件津貼」(hardship allowance)，而且在國內還住最高檔的豪宅；當時一個經理去到廣州已經住二沙島的house，因為當年內地嚴重缺乏管理人才，要移植香港的管理經驗，所以企業願意付出很高昂的代價，請這些香港主管回去工作。當時好多香港人在星期一至五上大陸返工，星期五晚就坐直通車甚至飛機返來香港，星期一早上就再北上。
這些是辛苦的歲月，亦是光輝的歲月，但情況慢慢起了轉變。香港管理人北上先由有艱苦條件津貼變成待遇本地化，同當地的主管看齊，到後來內地新一代的主管逐步晉升上來，取代香港人的位置，再到後來內地主管成為整個亞太區的老細，管番香港區。
在不知不覺的變化中，既見證香港打工的光輝歲月結束，亦顯示香港價值的消退。當年香港擁有各種類型先進做生意及管理經驗，如今我們倒過頭來向內地學習。試想一下，全球最大市值的十大公司裡面，騰訊與阿里巴巴已佔其二，它們做生意的規模，營商技術的先進，香港公司難望其項背。
我經常與年青朋友分享的是，未來做事要全球化，如果不抗拒大陸的，返大陸的機會可能比在香港多，並不是因為香港人在內地有優勢，只是因為若你是比較叻的香港人，在大陸的急速發展經濟上，永遠需要世界各地的人材。如果不喜歡大陸的，亦可以看看外國有沒有好的機會，只要有能力，在人材緊缺的行業，全球都在請人。
中國經濟崛興，如今已是全第二大經濟體，已有美國三分之二的經濟體積，就成了一個很大的重力，慢慢就將所有東西都吸進去，昨天講到的國際貨幣基金會未來可能要搬總部去北京，就是其中一個主要例子。
有些人心裡面會講，「我唔鍾意大陸，偏唔想俾它吸進去」。個人可以有自由選擇，但要明白在香港本地的機會不會如過去的多。
從香港整體角度而言，唔搭上中國經濟快車，實際上亦都看不到有甚麼車好搭，台灣就是一個的例子。猶記得蔡英文在一年多前競選總統的時候大講「小碟經濟」，甚至話台灣可以發展軍事工業，一年多過去，蔡英文的民望急速下滑，台灣經濟停滯不前，去年經濟增長只得1.5%，今年估計亦只得2%，你想搞一隻小碟，結果就變成一隻豉油碟。上車或不上車，也是香港人的選擇。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