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盛轉衰

十八世紀末期，英國已經成為高度工業化國家，急需龐大的市場消化國內大量由工業生產的貨物。英國人看中素來經濟發達、人口眾多的中國市場，派出使節拜會如日中天的乾隆皇帝，希望中國廣開港口，方便通商。

以當時國力而言，英國的確在滿清之上，畢竟前者工商業發達，又有船堅炮利，而後者經濟以農業為主、武器使用刀槍劍棍，兩國實力已見倒轉；但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的滿清政府，仍以天朝大國自居，認為單靠國內自給自足，已是繁華盛世，沒必要與外國或蠻夷通商貿易，因而對英國使節的要求並未加以重視。

結果，這場沒有實質進展的外交會面，成為日後英國決心攻打中國、強逼清政府向英國打開通商大門的一大因素，間接促成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以至往後列強入侵的局面。由那時開始，原本以為實力冠絕世界的中國，陷入超過一世紀的衰退期。在這段災難歲月，中國屢遭外國欺侮，國內政治形勢亦變得不穩，權鬥內訌之時不時發生，數以千萬計的國民輕則流離失所，重則失去性命。一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鄧小平指導改革開放，中國才可以穩步發展，在各國重要領域逐漸追趕甚至超過西方多數強國。

這個慘痛的經歷給我們後人的教訓，就是形勢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此消彼長，如何適應和追趕時代的步伐，使自身保持優勢，不會因落後於人而蒙受損失，是所有社會必須思考和實踐的課題。不論過去成就如何輝煌，只要不思進取，形勢便會逆轉，由處於領先地位變成落後。而落後的問題，引用前蘇聯領導人史大林的說法，就是「落後就要挨打」。

上星期，筆者有幸與一位年輕的立法會議員和一位曾到內地大學任教的教授共晉午餐。席間，兩位熟悉國情的人物都對當今中港形勢十分感嘆。二、三十年前，香港仍然領先大陸主要城市；二、三十年後，國內就已經拋離香港了。當香港人還在使用八達通付款，內地已經普及手機支付模式，使交易更為方便快捷；當香港不少年輕人抱著「返工等放工」的心態對待工作，內地多數年輕人對工作較為投入，願意在事業起步時刻苦耐勞，留待中年收成享受；當香港人仍然追逐日、韓流行文化，內地不少大學生都放眼英、美、德等先進國家，希望吸收這些國家的長處，或是深入認識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為未來發展打下基礎。就連香港學生曾經引以為傲的英文，隨著內地主要城市教育水平改善，加上部分大學生有能力出國留學，香港學生的英文水平已經沒有優勢。

兩位的說法令筆者感到十分無奈，仔細一想，不單在人才上，香港漸比下去，連整體城市實力亦見不及。近年香港大力鼓吹創新科技，但其實已經遠遠落後早就決心打造成為科技產業龍頭的深圳；政府積極推動創意產業，卻又無法在市場、資源、人才上與廣州、北京等地比較；傳統支柱金融業，面對上海的競爭，香港優勢未見突出。假如內地完善法制和增加資金流動性，上海全面超越香港只是時間問題。香港各個重點行業都處於下風，難怪兩位表示最近就大灣區合作事宜拜訪廣東多個城市的官員時，他們的嘴臉並不好看。

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已經著力加強與內地融合，希望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增加港人發展的機會，例如董建華年代簽訂CEPA、曾蔭權年代興建高鐵、梁振英年代鼓勵港人把握一帶一路機遇等等，但由於反對派小人之心、煽風點火，使部分年輕人十分抗拒，甚至以激進抗爭阻止中港融合這個必然大勢。結果，香港白白錯失多次寶貴機會，經濟長期欠缺突破，而這班逢中必反的年輕人又將責任歸咎於香港政府，使政治鬥爭愈見激烈。當注意力集中在政治而不是經濟發展，香港的形勢就更見落後，融合的主導權便愈見減少，而年輕人就更加抗拒融合。如是者，就出現一個惡性循環。

筆者並非存心打擊香港，但現實的情況，的確與清朝乾隆晚期十分相似。明明處於落後位置，卻以為家底豐厚，繼而固步自封，原地踏步，不願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結果形勢更差。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具備大量資源、智慧、人才，都需要超過一百年的時間才可重拾昔日的光輝，試問彈丸之地香港，一旦嚴重落後，又要多少時間才可谷底反彈?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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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十世紀開始，人類對民主充滿幻想，迷戀甚至是迷信。眼看一個又一個西方國家在建立民主政制後，逐漸變得強大，經濟欣欣向榮，人民生活富足，甚至建立全球領導地位，不少人都認為民主政制是人類唯一的出路。有美藉日裔學者更加寫出一本政治學著作《歷史的終結》，預計全世界最終也會步向民主。

民主理論假設社會所有個體都具備理性思維，能夠獨立思考社會事務，懂得判斷好壞，不會受陰謀論或有違倫理和人性的言論影響，作出正確的選擇。因此，選民可以從芸芸候選人中，選擇最適合的人作為社會領袖或民意代表。由於掌握權力的人是由被假定為理性的人通過比較和分析而產生，因此也可以假設這些領袖必然是好人，具備足夠得能力執行獲得多數民意。

根據這種說法，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一個實行民主選舉的社會，應該是體現人的理性。雖然由理性產生的政治理念和立場不盡相同，但肯定具備幾個重要特徵。一、重視經濟發展，希望創造有利經濟增長，人人有機會致富的社會環境；二，強調自由，保障個人選擇的權利；三，追求社會穩定，不鼓勵社會撕裂和對立。

然而，過去一年的選舉結果，卻與理性兩字沾不上邊，與以上應有的理性結果更是南轅北轍。由英國脫歐開始、到特朗普勝出美國總統選舉、近月德、法右翼政黨勢力大增、至近日奧地利出現大打反移民牌的年輕國家領導人，在在反映民主選舉的神話已經破滅。

在全球化不可逆轉的時代，任何反全球化的主張，只會帶領社會走上絕路。表面上，反全球化可以增加主權國家對經濟政策的控制，毋須與其他國家協調，可以因應自身情況定下有利本國的經濟方針。但是，歷史已經再三證明，保護主義一旦出現，就會產生骨牌效應，各國都會設立貿易壁壘以保障自身利益，最終增加貿易成本，對經濟活動造成負面影響，經濟情況不好反壞。

同樣地，西方國家大多面臨人口老化和人口減少的弊病，吸納一定數量的移民，有助增加勞工數目，有利刺激經濟增長，使政府有力承擔日益增長福利開支。不少歐美國家大打反移民牌，不願承受移民對社會的衝擊，寧願捨棄移民帶來的經濟好處，其實等於自斷後路，代價將會由兩代甚至更多代的人民來承擔。

這些西方國家的民主選舉制度由來已久，當地人民大多曾經接受良好教育，理應具備較高的公民質素，有能力作出合理的政治決定。然而，結果說明即使是身經百戰的選民，在面對現實情況的不滿和憤怒下，也會喪失理性能力，變得不負責任，甚至是對社會弊多於利的。

當然，選民非理性的現象不是一時三刻出現。在過去幾十年的選舉，選民的投票模式已經遠離理性。理論上，我們希望選民比較候選人的政治理念，支持立場相近的人士，但可以如此理智的選民卻少得可憐。近年不少心理學研究都發現，選民支持某位候選人或某個政黨，更大程度上是源自印象和好感，繼而用一堆理由證明自己的選擇，而不是基於理性。而媒體逐漸發達，尤其是電視普及的年代，候選人的形象、口才、魅力比政治理念對選情更為關鍵。

當西方民主政制開始崩潰，再三出現大錯特錯的選擇，香港不少朋友仍然將民主選舉奉若神明，堅信民主化是香港未來唯一出路。然而，香港民主基礎更弱、公民質素更為參差，這又是哪兒來的自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