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興區一場大火，觸發當局全面清理違章建築，結果在零下低溫驅趕了大批住在違章建築內的無戶籍人群，他們要在街頭露宿，令北京市當局深受批評。有些經常針對中國政府的人會將事件提升到中共執政問題，這些說法顯然誇大，但亦須深入研究，為何會出現如此低級的施政錯誤。
冬季天氣乾燥，容易引發火警，北京有很多這些違規居住區，由於人口擠逼、電線亂搭，很易出現火警。其實北京的大火並不只一次，早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訪華當天（11月10日），特朗普在上午走，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午亦乘飛機離開，前往越南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據說飛機飛上半空時，北京就有一個地區出現一場大火、濃煙密布。
後來大興區另一場大火，更造成19人死亡。由於死亡人數眾多，令北京市政府急急採取行動，全面清拆火警附近的大片違章建築，包括住宅、小作坊，甚至商鋪。由於當局雷厲執行，就出現了深夜破窗、趕人拆屋等現象。後來出現所謂「低端人口」的名詞，令事件進一步惡化，這個清拆違章建築的行動，最後演變成驅逐低端人口的行為，感覺甚差。
整件事的本質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城市管理問題。大城市的貧民窟各國各地都有，通常都是出現大災難，才會觸發政府立定決心處理，不過，北京市今次處理大興區的手法太粗糙，充分暴露了決策質量不高的問題。
從短期處理做法而言，在零下低溫，將人從屋裡驅走，即使抱著最起碼的人道主義精神，都不能夠如此將人群驅趕到街上，任由他們在街頭露宿、流離失所。還幸沒有人因此而冷死街頭，否則北京市政府要負更大責任。
最簡單的短期處理做法，是在清拆違章建築的同時，找一些類似室內體育館的建築物，臨時安置受影響人群，這些體育館應有暖氣供應，提供毛氈、食水、食物。由於這些人群在北京並無戶籍，理論上應該返回原居地，但政府提供一個臨時庇護所給他們，讓他們慢慢返回原居地方，是比較人道做法，亦不會觸發重大批評。
至於長期解決方法就更加複雜，既牽涉到處理貧民，亦牽涉如何解決城市基層勞動力。這些外來打工人口，雖有部分會在北京做小生意，但絕大部分都是在北京做基層工作，例如派送速遞，或在餐飲服務業工作。由於城市快速發展，城市人群不願意做這些工作，就由外來的非法勞工填充，如果一下子將這些人趕離城市，當地的基層勞動力都會出現很大問題。當這些人在城市長期非法居留及工件十年、二十年後，其實都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究竟是否要將他們驅離，都是一個問題。如果不驅離，就要安置。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改造貧民窟的例子，很多時都是由災難觸發。以香港為例，香港整個公共房屋政策，就是從1953年石硤尾一場大火開始。當年石硤尾是一個充滿著非法寮屋的地區，在1953年聖誕發生一場大火，居住在裡面的人流離失所，政府除了提供短期安置，並在石硤尾木屋區原址興建香港第一個公共房屋：石硤尾徙置區。從徙置區這個名稱都可看到，這些房屋本來是臨時遷徙和安置之用。這些房屋都十分細小，只是一兩百多呎一間，連廁所都是公共廁所，但為居民提供了一個比住在木屋區較好的環境，亦成為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開始。英國在1940至1970年這30年亦大力發展公共房屋，安置了300萬在倫敦東部貧民窟的人口。
中國急速發展，亦都面對著其他城市急速發展時的問題，如果執政者有更加立體的思維，更加多的人文關懷，相信施政效果就會更好，理念上沒有低端人口，只有低端施政。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