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抗孤獨 路有凍死骨

最近看到一則很有趣的新聞，英國首相文翠珊為了解決英國900萬人的孤獨問題，特別委任了體育與公民社會政務次長克勞奇為首屆「孤獨部長」。事件源於2016年工黨議員考克斯遇刺身亡，事後很多人捐錢紀念她，現時成立了「考克斯孤獨基金會」。基金會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希望政府消滅孤獨問題。

首屆「孤獨部長」克勞奇（左、網上圖片）

文翠珊因應這些建議委任「孤獨部長」，這些行動顯得很美好，英國政府連英國人的孤獨問題都照顧到，創新地搞出「孤獨部長」，應該可以攞到分。不過，正當英國朝中大力議論如何對抗孤獨的時候，我就發現了另一則很刺眼的英國新聞。就在大半月前、去年的聖誕節前夕，退伍老兵格林菲爾德在愛丁堡街上凍死，暴露了英國有大量退役老兵流浪街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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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當地慈善組織估計，至少有一萬三千名退伍老兵在街頭上流連，傳媒相信實際遠高於此數字。同樣在街頭流浪、無家可歸的退伍英國老兵萊斯說，他遇到了數百名退伍軍人，他們在火車站門口、公共汽車站和公園裡睡覺。前步兵中士勞德接受《每日郵報》訪問時表示，隨著政府削減軍費，軍隊規模縮小，將有更多的人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回來，無家可歸的問題將變得更嚴重。

這次凍死街頭的退伍老兵格林菲爾德來自坦克兵團，曾參與福克蘭戰役。當時是響應鐵娘子戴卓爾夫人號召，遠渡重洋去福島打阿根廷。當年的戰爭英雄，今天凍死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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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英國政府要削減開支，大量軍人要退役，老兵流落街頭的情況非常嚴重。退伍軍人的問題混雜了情緒和就業問題。軍人由於在戰場上殺過人，很可能會患上創傷後遺症，退役復員後極難適應正常工作，與家人的關係也會變差。英國失業問題不算嚴重，去年第三季失業率4.3%，已是42年以來最低，還是吸納不到老兵就業。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英國政府已開始大力削減開支。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英國政府為了應付脫歐可能帶來的經濟衝擊，以及可能要對歐盟作出巨額賠償，對開支持續緊控。這個世界，有錢不是萬能，但沒錢就萬萬不能。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越窮越見鬼，相信凍死退伍老兵的情況，未來還會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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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因無錢辦不到事，本來無可奈何，但政府無端搞出一個「孤獨部長」，顯得好像很關懷老人家，與有大量退伍老兵流落街頭甚至凍死的現實，形成一個極大的諷刺。朝中反孤獨，路有凍死骨。

民選政府傾向做一些威威水水的事情，考克斯遇刺身亡之後成立基金，帶來了很多善性迴響，文翠珊政府自然希望能夠多些與這些組織互動，藉此攞分。至於愛丁堡街頭凍死退伍老兵，政治壓力未算嚴重，文翠珊也就愛理不理了。

這又令我想起另一則與英國新聞。前英國自由民主黨黨魁亞什當搞了一個叫「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的組織，此前發表報告批評香港DQ議員及律政司覆核黃之鋒等人的判刑，是香港人權倒退。英國是香港前殖民地宗主國，但仍然對香港的情況指指點點。阿什當的自由民主黨，現已變成散兵游勇，在國會中只剩8席。他有閒心講香港問題，卻不去理會自己的國家英雄凍死街頭的慘局。有時真的不明白，政客是否只喜歡搞風光之事，而不理會人民之災？

盧永雄

2014年佔旺清場時，香港眾志黃之鋒、社民連黃浩銘等16人因為阻礙執行禁制令，亦拒絕離場，被控刑事藐視法庭罪。案件三年後審結，黃之鋒被判入獄三個月，而黃浩銘被判入獄4個半月。黃之鋒再度被判入獄，他因為之前佔據政府總部東翼被判刑，保釋外出等候上訴，現在又因這項判刑，要馬上坐牢。

詳細翻閱高院法官陳慶偉在此案的判詞，可以進一步了解案發時2014年11月26日當日情景。當時潮聯小巴公司成功向法庭申請到臨時禁制，禁制佔旺者阻塞道路。潮聯的代表律師及法庭執達吏當天拿著臨時禁制令去到旺角，在早上8時51分至10點20分期間，在執達吏要求清場的時候，黃之鋒和黃浩銘不斷地質疑潮聯的律師手中的禁制令的有效性，質問他們誰人可以批准他們清理道路上的障礙物。結果導致潮聯的支持者和示威者以粗言穢語對罵。

陳慶偉法官認為黃之鋒雖然停留在示威區大約一個多小時，但他阻礙清場的行動廣泛而深刻，在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領袖角色。由於他有如此深度的介入，所以要判處他即時監禁三個月。

陳慶偉法官在判詞中提到：「每個香港市民都有權利就著他們的不滿公開示威或者公開表達意見，但前提是不能夠侵害到其他人的自由。黃之鋒正確或錯誤地相信他有不滿和有理由去示威，在2014年11月26日，當時的環境已經十分清晰，他們的持續非法佔領道路，特別是在旺角的佔領，不能夠改變什麼事情，只是會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像的士或者小巴司機這些普通市民，他們的生活嚴重受到影響，他們家中有年老的父母要扶養，有樓宇供款或者租金要支付，有孩子要到學校讀書。所以當時法庭是要介入保護不單是示威者的權利，也要保護大多數市民的生活權利。任何政治運動引起的動盪，很不幸地往往只是窮人和工人受損最深。」陳慶偉法官說「政治動盪讓窮人受損最深」這句話，絕對是這份判詞的金句。

整場佔中由年青輕激進學生帶頭發起，受到一些中年激進的學者和政客支持。從法律上而言，犯法要受到法律制裁，本來是最直接不過的事。但當日法庭發出禁制令的時候，有反對派資深大狀或者律師，公開質疑由單方面申請的禁制令，是否有效。像我這個只讀過一些法律但並無執業的人，都知道這些評論在法律上完全是廢話。一個法律的專業人士，怎可能質疑法庭發出的禁制令是否有效呢？但這些評論，當日就鼓動了這些年輕人繼續上街抗拒禁制令，令他們今天要付出坐牢的代價。

不講法律講現實，年輕的激進示威者為他們的理想劇烈示威，正如陳慶偉法官所講的，受影響的不是政權，而是普通市民，特別是貧困的市民。79日的佔中，像城市大血管的道路長期封閉，交通行業的司機的生活大幅受損，又有誰人會賠償給他們呢？為什麼示威者的權利可以長期凌駕於普通市民生活的權利？

很多因為這些案件而被判監的激進分子，仍然講出「坐監等於磨練」這些說話。正如我連續兩天講起的歷史的教訓，這些人正在與一個越來越穩定、效率越來越高的中共政權相對抗，他們大叫「我們最終會勝利」的口號，其實只是政治空想。

幾十年只是人生一瞬。要多一些人出來做「醜人」，告訴年青人不值得為空想獻身。也不應為了這些空想，帶來政治動蕩，影響其他人生活的權利。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