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軍刀，形制不同於我們通常所說的日本刀，它是指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陸、海軍軍官所佩的指揮刀。日軍軍刀在每個時期的形制都有所不同，其中最為出名的是1934年至1945年期間，日本陸、海軍軍官所佩的九八式軍刀及九五式軍刀。
日軍軍官配備軍刀隨身 (網上圖片)
大大小小日軍軍官佩戴一把軍刀，幾乎成了二戰時期日軍的重要標記。事實上，軍刀是日本軍人榮譽象徵，有權有勢的上層軍官會佩戴樣式精美的軍刀，如果一個日本軍人的軍刀丟失，那就說明他已經戰死，或者是投降。在抗戰時期，中國部隊繳獲不少日軍軍刀，其中一把有著很特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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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章當時報道兩名軍官在南京時「殺人比賽」(網上圖片)
日軍投降，交出軍刀 (網上圖片)
1945年冬天，在中國境內投降的日軍尚未完全解除武裝，時任國民黨第16軍某輜重營營長的余鴻成，奉命去河北定縣接收日軍第一旅團的全部軍馬。軍馬移交完畢後，日軍向余鴻成上交了10把軍刀。事後，余鴻成每把刀都抽出來看過，其中有一把很特殊，上面刻了一些刺眼文字：「南京之役殺107人」。隨後，余鴻成將這10把日軍軍刀上交軍部，這把刺字軍刀，被16軍副軍長魏炳文將軍收藏。後來，魏炳文隨國軍去了台灣，那把軍刀也一併帶走。
軍刀刻有：「南京之役殺107人」(網上圖片)
1971年6月20日，魏炳文在台灣去世，軍刀改由其夫人魏常蓮保管。正是因為這把軍刀的特殊字樣，受到一些在台的日本人的關注。據魏炳文之子魏亮表示，早在1950至60年代，台灣有家電影製片廠拍了一部《揚子江風雲》，曾借這把刀當道具用，片中出現過這把刀的特寫。有個日本人看到這部影片後，到處打聽他們家的地址，三番五次找上門來要收購這把刀。為此，他父親先後搬了四次家以躲避騷擾。
那些日本人三番四次地提出要收購這把軍刀？當時，拍賣行估價「百人斬」軍刀至少一百萬美元。據當年被俘的日本軍官供認稱，這把刻有「南京之役殺107人」字樣的刀，原為南京大屠殺時率先進行殺人比賽的日軍少尉向井敏明所有，共砍殺中國百姓470人以上，是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進行南京大屠殺的鐵證，魏家一直收藏在身邊。所以那些日本人才不惜以高價，急切地想要收回這把軍刀。
日本報章當時報道兩名軍官在南京時「殺人比賽」(網上圖片)
至於這把軍刀現今在何處？魏炳文的夫人魏常蓮在丈夫去世後一直保管著軍刀，到了魏常蓮臨終前，就托子女將長刀捐獻出來。於是兒子魏亮與他哥哥、姐姐商量後，在抗戰40週年時，將軍刀捐獻，交給台北國軍歷史文物館。事後，還有一個日本人來找魏亮要買這把刀。
現世存有大量「南京大屠殺」的相片 (網上圖片)
現時，國軍歷史文物館收藏了這把刀，成為日軍屠殺中國人民的重要物證，以作歷史警醒。不過也有觀點認為，因為這刀正式名稱為「日本造98式軍刀」鑄於1938年，也就是「皇紀」2598年，故又稱「98式軍刀」，此時「百人斬比賽」已結束。再加上且若斬殺百人，刀刃既沒有崩口，刀身也沒彎曲，不符合常理，所以認為，這把刀並非百人斬比賽中使用的軍刀。
香港媒體參訪團3月24日在南京，參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巴士的報記者攝
香港媒體參訪團誌哀。巴士的報記者攝
每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廣場上都會舉行國家公祭儀式。2025年是第十二次。去年，這裡共迎來約600萬人次到訪，較前年增加約60萬人次。3月24日，一批香港媒體人走進這座建於遇難同胞集體埋葬地上的紀念館，在館方教育服務部講解員帶領下參觀廣場及史實展廳，並採訪紀念館教育服務部主任王敏。
廣場上的數字，由石頭與鐵環砌成
踏入紀念館廣場，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面黑色災難之牆，以11國文字標注「30萬」遇難人數。這個數字，是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日軍佔領南京6周內的死亡人數，由兩次戰後國際審判所界定。
巴士的報記者攝
廣場北端一組裝置名為「倒下的30萬人」——3根黑色立柱，頂端各有鐵環，5個鐵環合起來代表「300000」後的5個零。廣場中央的和平大鐘，桁架從底部望去呈人字形，「意思是30萬遇難同胞托起這口大鐘，讓我們撞響它，警鐘長鳴，警示未來。」
廣場中央的和平大鐘。巴士的報記者攝
廣場地面以鵝卵石鋪設，出自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學何鏡堂之手。設計原意是讓人踩踏，透過聲音引發反思，但因廣場開闊，最終成為展示而非通道。講解員特別提醒：「從設計之初鵝卵石就是不能觸碰、不能踩踏的。」
那堵牆上的照片，正在一張張轉為黑白
展廳內有一道令參觀者沉默的牆。2017年9月30日，館方以當時仍在世的幸存者為基礎拍下彩色照片張貼於此，牆面設計寓意12月13日。
牆上大屠殺幸存者的彩色照片，正在一張張轉為黑白。巴士的報記者攝
受難者姓名在銀幕上浮現上升，不時有流星滑落。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隨著時間的流逝，從2017年之後陸陸續續有很多幸存者離開，牆上的照片最終都會變為黑白。」講解員說，每當有幸存者離世，館方會為其舉行告別儀式，將其彩色照片正式轉為黑白。
展廳兩側設18個龕，存放18本鐵書，鐫刻近1.1萬名已確認遇難同胞的姓名。
受難者的生平資料。巴士的報記者攝
從士兵日記讀出暴行根源
講解員在展廳內系統講解大屠殺的成因，歸納為五個層面：日軍沿途未獲補給，以搶掠維持戰事；面對大批俘虜束手無策，上級下令「不留俘虜」；南京是國民政府首都，製造暴行意在瓦解抵抗意志；軍隊內部的報復文化，令同袍傷亡後的憤怒轉嫁平民；以及軍國主義教育下士兵心理的扭曲與病態。
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其中最具衝擊性的，是援引日軍士兵東史郎的隨軍日記：數名日軍將一名中國男子塞入麻袋，鐵絲紮緊後澆上煤油，將手榴彈掛於鐵絲上，拉開後一腳踢入池塘引爆，幾個士兵在旁大笑。「沒有軍紀的約束，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講解員說，「這都能看出當時日軍整體的精神狀態。」展廳另一組照片，記錄兩名日軍士兵進行「殺人競賽」，以誰先砍殺100人為目標，事後報道更見諸日本本土媒體。
拉貝的兩個身份：納粹黨員，與難民的守護者
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1937年底，包括德國商人約翰·拉貝、金陵大學代理校長貝德士等外籍人士，仿效上海模式在南京劃設安全區收容難民。拉貝一方面是納粹黨員，另一方面是西門子駐南京代表，這兩重身份使他得以與日軍斡旋，為難民提供保護。安全區的範圍涵蓋今日南京大學所在一帶，拉貝的日記後來成為重要歷史文獻。
東京審判的第二席位，如何影響歷史審判
參訪團成員聆聽講解。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蘇里號戰艦上簽署投降書，國民政府代表徐永昌將軍以第二順位接受日本投降。這個席次看似儀式性，卻為後來的東京審判埋下重要伏線——中方法官梅汝璈據理力爭，堅持坐上第二席位，理由正是中國在受降時排名第二。「不要小看第二順位，為後來東京審判中方法官的座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審判最終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提起訴訟，包括華中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在內共7人被判處死刑。
王敏：中日關係再緊張，歷史呈現不會改變
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參觀後，香港媒體記者專訪了教育服務部主任王敏。他介紹，去年紀念館全年到訪人次約600萬，其中逾1萬4200名是透過預約方式到訪的香港市民，另有約50多批香港學生及青少年團體、共逾2000人到訪。今年至今，只有3批約100多人的香港團隊來訪，預計清明及暑假期間才是旺季。
紀念館教育服務部主任王敏。巴士的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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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近期中日關係趨於緊張，王敏直言：「無論中日關係如何變化，我們館對於這段歷史的呈現都會在這裡。」他表示，日本政府的相關言論並未影響國人到訪意願，不少帶有研究性質的學校及研究機構，反而更積極選擇到館了解史料。
巴士的報記者攝
王敏亦透露，紀念館去年已配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與特區政府合辦香港特展；未來會因應特定紀念節點，繼續選擇合適方式赴港舉辦展覽。「今後我們會選擇一些特定的節點，以合適的展陳方式到香港，為香港的朋友做展覽，」他說，館方已辦至第5屆的國際海報雙年展，亦是可帶到香港辦專題展的選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