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行｜香港媒體走進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面牆上幸存者彩色照片，正在一張張轉為黑白

香港媒體參訪團3月24日在南京，參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巴士的報記者攝

香港媒體參訪團誌哀。巴士的報記者攝

每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廣場上都會舉行國家公祭儀式。2025年是第十二次。去年，這裡共迎來約600萬人次到訪，較前年增加約60萬人次。3月24日，一批香港媒體人走進這座建於遇難同胞集體埋葬地上的紀念館，在館方教育服務部講解員帶領下參觀廣場及史實展廳，並採訪紀念館教育服務部主任王敏。

廣場上的數字，由石頭與鐵環砌成

踏入紀念館廣場，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面黑色災難之牆，以11國文字標注「30萬」遇難人數。這個數字，是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日軍佔領南京6周內的死亡人數，由兩次戰後國際審判所界定。

巴士的報記者攝

廣場北端一組裝置名為「倒下的30萬人」——3根黑色立柱，頂端各有鐵環，5個鐵環合起來代表「300000」後的5個零。廣場中央的和平大鐘，桁架從底部望去呈人字形，「意思是30萬遇難同胞托起這口大鐘，讓我們撞響它，警鐘長鳴，警示未來。」

廣場中央的和平大鐘。巴士的報記者攝

廣場地面以鵝卵石鋪設，出自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學何鏡堂之手。設計原意是讓人踩踏，透過聲音引發反思，但因廣場開闊，最終成為展示而非通道。講解員特別提醒：「從設計之初鵝卵石就是不能觸碰、不能踩踏的。」

那堵牆上的照片，正在一張張轉為黑白

展廳內有一道令參觀者沉默的牆。2017年9月30日，館方以當時仍在世的幸存者為基礎拍下彩色照片張貼於此，牆面設計寓意12月13日。

牆上大屠殺幸存者的彩色照片，正在一張張轉為黑白。巴士的報記者攝

受難者姓名在銀幕上浮現上升，不時有流星滑落。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隨著時間的流逝，從2017年之後陸陸續續有很多幸存者離開，牆上的照片最終都會變為黑白。」講解員說，每當有幸存者離世，館方會為其舉行告別儀式，將其彩色照片正式轉為黑白。

展廳兩側設18個龕，存放18本鐵書，鐫刻近1.1萬名已確認遇難同胞的姓名。

受難者的生平資料。巴士的報記者攝

從士兵日記讀出暴行根源

講解員在展廳內系統講解大屠殺的成因，歸納為五個層面：日軍沿途未獲補給，以搶掠維持戰事；面對大批俘虜束手無策，上級下令「不留俘虜」；南京是國民政府首都，製造暴行意在瓦解抵抗意志；軍隊內部的報復文化，令同袍傷亡後的憤怒轉嫁平民；以及軍國主義教育下士兵心理的扭曲與病態。

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其中最具衝擊性的，是援引日軍士兵東史郎的隨軍日記：數名日軍將一名中國男子塞入麻袋，鐵絲紮緊後澆上煤油，將手榴彈掛於鐵絲上，拉開後一腳踢入池塘引爆，幾個士兵在旁大笑。「沒有軍紀的約束，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講解員說，「這都能看出當時日軍整體的精神狀態。」展廳另一組照片，記錄兩名日軍士兵進行「殺人競賽」，以誰先砍殺100人為目標，事後報道更見諸日本本土媒體。

拉貝的兩個身份：納粹黨員，與難民的守護者

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1937年底，包括德國商人約翰·拉貝、金陵大學代理校長貝德士等外籍人士，仿效上海模式在南京劃設安全區收容難民。拉貝一方面是納粹黨員，另一方面是西門子駐南京代表，這兩重身份使他得以與日軍斡旋，為難民提供保護。安全區的範圍涵蓋今日南京大學所在一帶，拉貝的日記後來成為重要歷史文獻。

東京審判的第二席位，如何影響歷史審判

參訪團成員聆聽講解。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蘇里號戰艦上簽署投降書，國民政府代表徐永昌將軍以第二順位接受日本投降。這個席次看似儀式性，卻為後來的東京審判埋下重要伏線——中方法官梅汝璈據理力爭，堅持坐上第二席位，理由正是中國在受降時排名第二。「不要小看第二順位，為後來東京審判中方法官的座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審判最終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提起訴訟，包括華中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在內共7人被判處死刑。

王敏：中日關係再緊張，歷史呈現不會改變

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參觀後，香港媒體記者專訪了教育服務部主任王敏。他介紹，去年紀念館全年到訪人次約600萬，其中逾1萬4200名是透過預約方式到訪的香港市民，另有約50多批香港學生及青少年團體、共逾2000人到訪。今年至今，只有3批約100多人的香港團隊來訪，預計清明及暑假期間才是旺季。

紀念館教育服務部主任王敏。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對於近期中日關係趨於緊張，王敏直言：「無論中日關係如何變化，我們館對於這段歷史的呈現都會在這裡。」他表示，日本政府的相關言論並未影響國人到訪意願，不少帶有研究性質的學校及研究機構，反而更積極選擇到館了解史料。

巴士的報記者攝

王敏亦透露，紀念館去年已配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與特區政府合辦香港特展；未來會因應特定紀念節點，繼續選擇合適方式赴港舉辦展覽。「今後我們會選擇一些特定的節點，以合適的展陳方式到香港，為香港的朋友做展覽，」他說，館方已辦至第5屆的國際海報雙年展，亦是可帶到香港辦專題展的選項之一。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上午舉行第五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上崗儀式，當中包括當年寫出《拉貝日記》揭露日軍暴行作者的曾孫克里斯托夫・萊因哈特。

6名來自不同背景的傳承人正式獲認證，涵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後代、死難者後代、民間證物守護者後代及國際友人後代，他們跨越國界和年齡，共同肩負起傳遞歷史真相的使命。

第五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上崗儀式。央視圖片

今次獲認證的傳承人包括《拉貝日記》作者約翰·拉貝的曾外孫克里斯托夫・萊因哈特，以及電影《南京照相館》原型、「京字第一號證據」相冊保存者羅瑾之女羅夢等6人。97歲高齡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親臨現場見證這一莊嚴時刻，並與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紀念館館長周峰一同為傳承人頒發證書。截至目前，紀念館已先後完成五批認證，傳承人數量達44人。

克里斯托夫·萊因哈特因故未能親身到場，他透過視頻傳遞了守護歷史真相、祈願世界和平的心願。南京大屠殺期間，約翰·拉貝挺身而出，牽頭設立南京安全區，庇護20多萬流離失所的中國難民，其所著的《拉貝日記》成為揭露日軍暴行、承載跨國善意的珍貴國際史料。作為拉貝後人，克里斯托夫·萊因哈特多年來秉承先輩跨越國界的人道精神，默默踐行善意、傳遞溫暖，長期幫扶、寄養36名困境兒童，以實際行動延續家族的和平擔當。他多次到南京追尋拉貝足跡，先後參與紫金草國際和平夏令營、先輩足跡尋訪等活動。2025年，他向紀念館無償捐贈拉貝親手設計的木盒等珍貴文物，讓承載溫暖真相的史料重回南京。如今，他以史料研究、文物捐贈、跨國和平交流為載體，溫柔而堅定地守護歷史真相，接續傳遞跨越種族與歲月的和平力量，架起中德友好的溫情紐帶。

第五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上崗儀式。微博圖片

另一位國際友人理查德・布萊迪的曾孫女卡莉・布萊迪亦在本屆傳承人之列。理查德・布萊迪曾是南京鼓樓醫院外科醫生，1938年2月，他克服重重困難回到鼓樓醫院救治難民，並用日記、照片和信件記錄下日軍的暴行。2016年、2023年，卡莉・布萊迪先後兩次隨父親、姐姐參與國家公祭及燭光祭・國際和平集會活動。她目前正撰寫一本以南京安全區國際友人後代為視角的書籍，面向歐美青少年講述南京大屠殺真實歷史，傳遞和平理念。

羅夢是南京大屠殺「京字第一號證據」保存者羅瑾之女。1938年，學徒時期的羅瑾冒着生命危險，秘密加洗、珍藏日軍暴行的照片，這份歷經波折留存的相冊，成為戰後審判日軍罪行的關鍵鐵證。多年來，羅夢積極參與歷史宣教活動，向公眾講述父親冒死守護罪證的過往，以血色史實警示後人銘記戰爭傷痛、珍惜當下和平。「成為歷史記憶傳承人對我而言是一份重大的人生選擇，守護這份歷史血證我責無旁貸。」羅夢表示，將傳承先輩赤誠正義的精神，持續向更多人講述真實的歷史，引導後輩居安思危、勿忘國恥，堅守和平初心。

本批傳承人還包括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阮家田的玄孫阮澤宇、倖存者劉永興的曾外孫女謝靜雯、倖存者常志強的孫女常靈。其中，阮澤宇曾在2014年首次國家公祭儀式上，與習近平總書記、倖存者夏淑琴共同為國家公祭鼎揭幕。「2014年12月13日是我這輩子永遠忘不掉的一天，站在公祭台上的那一刻，我真切意識到，自己不只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者，更是歷史的傳承人。」現為東南大學醫學院研究生的阮澤宇說，自己作為記憶傳承人緬懷逝者、銘記歷史，未來穿上白大褂救死扶傷，二者都是為了守護生命與安寧。今後他將持續參與各類歷史傳承活動，講述家族的苦難過往，踐行和平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