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行｜香港媒體走進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面牆上幸存者彩色照片，正在一張張轉為黑白

香港媒體參訪團3月24日在南京，參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巴士的報記者攝

香港媒體參訪團誌哀。巴士的報記者攝

每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廣場上都會舉行國家公祭儀式。2025年是第十二次。去年，這裡共迎來約600萬人次到訪，較前年增加約60萬人次。3月24日，一批香港媒體人走進這座建於遇難同胞集體埋葬地上的紀念館，在館方教育服務部講解員帶領下參觀廣場及史實展廳，並採訪紀念館教育服務部主任王敏。

廣場上的數字，由石頭與鐵環砌成

踏入紀念館廣場，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面黑色災難之牆，以11國文字標注「30萬」遇難人數。這個數字，是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日軍佔領南京6周內的死亡人數，由兩次戰後國際審判所界定。

巴士的報記者攝

廣場北端一組裝置名為「倒下的30萬人」——3根黑色立柱，頂端各有鐵環，5個鐵環合起來代表「300000」後的5個零。廣場中央的和平大鐘，桁架從底部望去呈人字形，「意思是30萬遇難同胞托起這口大鐘，讓我們撞響它，警鐘長鳴，警示未來。」

廣場中央的和平大鐘。巴士的報記者攝

廣場地面以鵝卵石鋪設，出自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學何鏡堂之手。設計原意是讓人踩踏，透過聲音引發反思，但因廣場開闊，最終成為展示而非通道。講解員特別提醒：「從設計之初鵝卵石就是不能觸碰、不能踩踏的。」

那堵牆上的照片，正在一張張轉為黑白

展廳內有一道令參觀者沉默的牆。2017年9月30日，館方以當時仍在世的幸存者為基礎拍下彩色照片張貼於此，牆面設計寓意12月13日。

牆上大屠殺幸存者的彩色照片，正在一張張轉為黑白。巴士的報記者攝

受難者姓名在銀幕上浮現上升，不時有流星滑落。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隨著時間的流逝，從2017年之後陸陸續續有很多幸存者離開，牆上的照片最終都會變為黑白。」講解員說，每當有幸存者離世，館方會為其舉行告別儀式，將其彩色照片正式轉為黑白。

展廳兩側設18個龕，存放18本鐵書，鐫刻近1.1萬名已確認遇難同胞的姓名。

受難者的生平資料。巴士的報記者攝

從士兵日記讀出暴行根源

講解員在展廳內系統講解大屠殺的成因，歸納為五個層面：日軍沿途未獲補給，以搶掠維持戰事；面對大批俘虜束手無策，上級下令「不留俘虜」；南京是國民政府首都，製造暴行意在瓦解抵抗意志；軍隊內部的報復文化，令同袍傷亡後的憤怒轉嫁平民；以及軍國主義教育下士兵心理的扭曲與病態。

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其中最具衝擊性的，是援引日軍士兵東史郎的隨軍日記：數名日軍將一名中國男子塞入麻袋，鐵絲紮緊後澆上煤油，將手榴彈掛於鐵絲上，拉開後一腳踢入池塘引爆，幾個士兵在旁大笑。「沒有軍紀的約束，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講解員說，「這都能看出當時日軍整體的精神狀態。」展廳另一組照片，記錄兩名日軍士兵進行「殺人競賽」，以誰先砍殺100人為目標，事後報道更見諸日本本土媒體。

拉貝的兩個身份：納粹黨員，與難民的守護者

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1937年底，包括德國商人約翰·拉貝、金陵大學代理校長貝德士等外籍人士，仿效上海模式在南京劃設安全區收容難民。拉貝一方面是納粹黨員，另一方面是西門子駐南京代表，這兩重身份使他得以與日軍斡旋，為難民提供保護。安全區的範圍涵蓋今日南京大學所在一帶，拉貝的日記後來成為重要歷史文獻。

東京審判的第二席位，如何影響歷史審判

參訪團成員聆聽講解。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蘇里號戰艦上簽署投降書，國民政府代表徐永昌將軍以第二順位接受日本投降。這個席次看似儀式性，卻為後來的東京審判埋下重要伏線——中方法官梅汝璈據理力爭，堅持坐上第二席位，理由正是中國在受降時排名第二。「不要小看第二順位，為後來東京審判中方法官的座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審判最終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提起訴訟，包括華中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在內共7人被判處死刑。

王敏：中日關係再緊張，歷史呈現不會改變

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參觀後，香港媒體記者專訪了教育服務部主任王敏。他介紹，去年紀念館全年到訪人次約600萬，其中逾1萬4200名是透過預約方式到訪的香港市民，另有約50多批香港學生及青少年團體、共逾2000人到訪。今年至今，只有3批約100多人的香港團隊來訪，預計清明及暑假期間才是旺季。

紀念館教育服務部主任王敏。巴士的報記者攝

巴士的報記者攝

對於近期中日關係趨於緊張，王敏直言：「無論中日關係如何變化，我們館對於這段歷史的呈現都會在這裡。」他表示，日本政府的相關言論並未影響國人到訪意願，不少帶有研究性質的學校及研究機構，反而更積極選擇到館了解史料。

巴士的報記者攝

王敏亦透露，紀念館去年已配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與特區政府合辦香港特展；未來會因應特定紀念節點，繼續選擇合適方式赴港舉辦展覽。「今後我們會選擇一些特定的節點，以合適的展陳方式到香港，為香港的朋友做展覽，」他說，館方已辦至第5屆的國際海報雙年展，亦是可帶到香港辦專題展的選項之一。

國家安全部26日援引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揭露日本右翼勢力正大規模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在網絡上批量炮製虛假短視頻，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及篡改日本侵華歷史。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國安部指出，這股勢力依託本土眾包平台付費招募人手，以明碼標價方式製作抹黑中國的內容，每條30秒的虛假歷史視頻報價高達5,000日圓，而涉華負面內容的播放收益更遠超普通視頻，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構成切實威脅。有權威專家接受媒體訪問時批評，日本寧願耗費巨資進行對外宣傳與「洗白侵略」，也不願正視歷史遺留問題並真誠道歉，此舉暴露了其新型軍國主義的擴張野心。

據介紹，日本右翼勢力長期依託CrowdWorks等本土大型眾包平台，發布專項招募廣告，定向製作「批判中國類」的輿論視頻，批量炮製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日本侵華行徑的虛假內容。發包方會向接單者提供一份詳細的「操作指南」，後者只需向AI軟件輸入簡單指令，短短幾分鐘就能造出一條抹黑視頻。這種明碼標價的模式大幅降低了參與門檻，吸引大量缺乏史實辨別能力的創作者捲入其中。

支撐這條黑色產業鏈的，是日本官方的巨額資金投入。國家安全部指出，根據日本外務省的公開預算數據，自2015年以來，日方以「海外戰略信息傳播」為名，累計投入預算超過560億日圓，專門用於對華開展輿論抹黑，其中就包含篡改歷史認知、淡化侵略罪責等相關事項。調查更披露，涉華負面內容的播放獎勵是普通視頻的3倍以上，播放量達標另有額外獎金。

批量產出的AI虛假歷史視頻快速擴散傳播，帶來了多重安全隱患。國家安全部提醒，隨着抗戰親歷者相繼離世，網絡已成為青少年認知抗戰歷史的主要渠道，虛假內容極易誤導青少年，造成民族抗戰歷史記憶的代際稀釋與扭曲。同時，境外虛假信息存在倒灌國內網絡空間的風險，長期傳播將解構中華民族抗戰的集體記憶與奮鬥共識，一旦污染國內AI大模型訓練數據，更會導致智能應答攜帶右翼歷史偏見，持續扭曲公眾的歷史認知。長期以來，日本右翼通過修改教材、參拜靖國神社、篡改史料表述、AI技術造假等多種方式洗白侵略罪責，相關行徑持續引發國際社會的警惕與反對。

針對日方巨資扶持AI篡改歷史、刻意洗白侵略罪責的惡劣行徑，旅日資深媒體人、《日本華僑報》總主筆蔣豐接受專訪時指出，日本政府近年來在歷史敘事上呈現出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即寧肯「砸錢」、「燒錢」，不惜投入巨額財政資源推動對外宣傳、國際公關、歷史敘事塑造，但就是不願也不肯正視歷史遺留問題，不願也不肯與受害國家和人民進行更加充分、真誠的溝通。這種資源配置上的巨大反差，會讓外界產生一種印象，那就是「歷史不是需要反省的教訓，而是可以通過輿論運作來『重塑形象』的項目。」

更值得關注的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在使歷史傳播進入一個新階段。蔣豐表示，AI本是普及知識、提升信息傳播效率的正向科技工具，但在人為操控下，通過刻意篩選、弱化、刪除日本侵略戰爭與殖民罪責的史實，投餵傾向性虛假素材，AI便會從智能助手異化為扭曲公共認知的工具。相較於傳統宣傳，AI生成內容兼具即時性、互動性，迷惑性更強，溯源之下，其背後人為操控的險惡用心十分明確。這種隱蔽的認知洗腦，最終還會損耗日本自身的科技創新力與行業信用度。

中國國安部。

蔣豐進一步分析認為，日本右翼藉助眾包平台、金錢激勵搭建AI造假產業鏈，用技術批量偽造侵華歷史虛假信息向外輸出，無疑是「新型軍國主義」增添的註腳。在他看來，以往日方歪曲歷史主要依靠教材、出版物、傳統媒體等渠道，傳播效率低、範圍有限。如今藉助眾包平台、AI生成技術與社交算法，實現了虛假歷史內容低成本、規模化、跨國化傳播，傳播效能遠超傳統模式。

「AI本身無歷史立場，但數據投餵、指令設計、人工審核等人為環節決定輸出結果，」他強調，利益驅動下的批量虛假內容經AI多語種迭代傳播，披上了「智能生成」的偽裝，大幅提升公眾辨偽難度，形成嚴重的技術放大負面效應。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已經不僅是歷史觀之爭，更涉及國際信息安全和公共認知安全。如果任由虛假歷史藉助AI不斷複製、擴散，就可能讓技術進步淪為歷史失真的「加速器」。

那麼，如何讓國際社會相信日本所謂追求和平的說辭不是刻意偽裝？蔣豐認為，國際社會需共同推動AI治理，以權威史料和公認史實為基礎，提升算法透明度與內容溯源能力，杜絕人工智能成為虛假歷史的傳播載體。

針對日本長期標榜的「和平國家」人設，蔣豐表示，評判一國是否秉持和平理念，不在於表面宣傳與話術包裝，而在於實際行動。國際社會擁有清晰的評判標準，一是是否正視對外侵略歷史，二是是否尊重戰後包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及聯合國的戰後歷史判決，三是是否維護遵守《波茨坦公告》確立的二戰後國際秩序，四是是否積極主動對未完成歷史和解的國家履行戰後賠償責任。他強調，圍繞這些客觀標準進行審視，能夠有效揭穿其虛假和平的說辭，凝聚國際共識，構建有利的國際輿論話語權與傳播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