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和墨西哥達成貿易雙邊協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加拿大要在一星期內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否則加國將被排除出美國貿易體制之外，搞得加拿大外長急飛美國開會。
美國如此向加拿大下最後通牒，原因只有一個 : 美國大，加拿大小，加拿大的選擇不多，只有妥協。「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這名句，源於德國的開國首相卑斯麥，人稱鐵血首相的卑斯麥，到帝國議會接受質詢時曾講過 : 「政治不是一門科學，更像一門尋求次好的藝術。」
卑斯麥統一德國，在歐洲歷史裏的聲望，僅有拿破崙可以比擬，他這短短幾句對政治的描述，也充滿了智慧。要妥協，即是不能尋求最好，搞政治若能獲得次好的結局，也算不錯了，卑斯麥幾句話，就總結了政治的要義。
政治充滿妥協，人生可嘗不是如此？我以往是一家報業集團的CEO，就有許多類似的經驗，有一次旗下在西方某主要城市的報館，有客戶來落分類廣告，但在乘搭報館的電梯時，電梯突然發生故障，他困在電梯內半小時，出來離去。幾天後，報館就收到索償信，客戶聲稱在困電梯期間，精神受到重大打擊，索償20萬美元（156萬港元），當地同事問如何處理？
當時我第一個反應是「有無搞錯？」四個字，那個客戶困電梯半小時索償20萬美元？而他看來並無問題，這不就是敲詐？即時的反應，是想打官司，抗辯到底。
其後，我們就打官司的問題討論了幾分鐘，我開始冷靜下來，問如果打官司，估計勝訴機會有多少？我方律師估計勝訴機會七至八成，我又問如果打官司成功，要付多少律師費？律師說，若成功，我方估計也要付接近20萬美元的律師費 ; 但若失敗，就不光要付我方律師費，還要賠償給對方。
我計計數，即打勝仗我要付20萬美元，打敗則律師費加賠償，共40萬美元，這是一個不會取勝的遊戲。於是死死地氣，叫律師向對方提出，以5萬美元（39.3萬港元，是律師估計對方會接受的數字）和解，結果事情就這樣解決了。
這個和解方案十分窩囊，自己也非常氣頂，但這遊戲規則之下，形勢比人強，不選擇和解而打官司，固然相當解氣，但起碼要付出20萬美元的代價，現實是作為一家上市公司，公司最大的common good（共同福祉）是爭取最大盈利，在保障盈利的前提下，面子就毫不重要，心理上是否好受，也不是決定因素。
香港回歸21年，對立的多，妥協的少，最大一次妥協，是2007年政改方案，那年民主黨接受政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香港史上首次的政治共識，不過這妥協來得短暫，也不長久。
若泛民主派追求的價值是民主與自由，而建制派追求的價值是安定和效率，其實各有道德高地，不是一方全對，另一方全錯，若把國家這一方也加上裏面，國家也有安定的要求，現在講的港獨，就是踩到應國家要求安定的紅線。
解決香港政治問題，首先要明白對方的想法，然後尋求大家可接受的妥協，希望達成次好的方案，最大程度保障自己的價值和利益，方為上算。可惜政客為求當選上位，愈搞愈激，不怕一事無成，結果就害死香港。
盧永雄
香港紀律部隊文化交流團訪京，獲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韓正親自接見，最矚目是雙方講到港獨問題。據隨團訪京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及其他團員引述韓正的講話，有幾個要點。
第一，韓正主動提到香港民族黨的問題，李家超說他介紹工作時，並無提及香港民族黨，但是韓正在回應時主動提及民族黨的問題，並表示要依法處理，值得注意的是韓正「主動」表態。
第二，韓正話對港獨零容忍，支持保安局依法處理。韓正提出港獨問題，再次確認中央覺得香港港獨問題有一定的嚴重性。
第三，他希望香港紀律部隊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他更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香港回歸20周年慶典的講話，說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威、挑戰基本法權威，以及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動，都不能容許，亦是不能觸碰的底線。
韓正傳出的訊息非常清晰，要紀律部隊維護國家安全，打擊港獨，及依法處理香港民族黨的問題。
如果大家記得8月15日，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率先開腔，直指香港民族黨鼓吹港獨的行為違法。如今相隔不夠兩周，就到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常委韓正開腔，矛頭直指港獨及香港民族黨。中央官員反覆表態，而且是主管港澳事務的最高級官員，恐怕無人再可以誤解中央的態度了。
可能有人馬上有反應，說為何中央官員可以直接對港官評議港事，會否影響了香港的一國兩制呢？這其實是一個老話題，遠在上世紀80年代起草基本法時，已經反覆討論，哪些是一國的範疇，哪些是兩制的範圍。在一國範疇的問題，中央固然可以直接處理，但有時亦會授權香港政府代理執行。在兩制的範疇，即香港自治事務，中央會任由特區處理。
國防、外交、國家安全等，這些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中央會直接處理，在這些問題上，甚至香港的終審法院，亦無權自行作出終局判決，所以基本法第158條列明，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案件，在終局判決前，特區要先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的法律條文作出解釋。即是說，特區不能隨隨便便地將相關的案件終審了事。
換言之，中央政府對處理這些事肯定有權，問題是為何中央要不斷發聲？阿爺似乎是想傳遞一個訊息：特區對這些問題不夠重視。以禁制民族黨活動的事情為例，香港警方按社團條例第8條，提出要禁止民族黨的活動，並容許民族黨答辯，民族黨申請了一次延期，由8月7日延至9月4日，最近特區又額批准額外多一星期，至9月11日給民族黨答辯。
從法律上角度，不斷容許延長民族黨的答辯期限，等對方無理由話政府不給予其答辯，有增加勝訴機會的考慮。不過，現實上延期一次又一次之後，又會否無限期給民族黨拖延下去？與此同時，他們又四出活動，公開宣傳港獨，中央擔心整件事最後爛尾。
如果從政治角度，張曉明在先，韓正在後，在這件事上亦做足了「醜人」，他們做黑臉，特區政府做白臉，都算好體恤特區的處境。試想如果伊斯蘭國要在紐約宣傳要美國的一個州獨立，美國政府會否聽任由之？保障國家安全，影響了部分人的自由，即使在民主社會，也是必要之惡。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