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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重點! 周小川是想提示金融市場的新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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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重點! 周小川是想提示金融市場的新風險

2018年11月04日 17:37 最後更新:17:52

人民銀行前行長、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周小川昨日出席在錢塘江論壇,傳媒抓住他說中國儲蓄率現時由約50%的高峰下降,年青人消費多了,表明了內需在增強。不少媒體都以「消費上升內需增強」作為重點。

但高人話,周小川的演講是以金融海嘯十周年作主題,不是以消費變化作主題,他談到消費,是指消費信貸借助於新金融科技,發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過分誘導年輕一代提前消費、借貸消費。這個不僅是一種經驗現象、金融現象,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一種人口現象,這個可能會帶來重要的影響。

周小川講金融科技,認為雖然科技令許多金融服務領域提高了服務效率,但同時也有一些活動游走於現有監管之外,有可能出現新的風險,例如一些資產市場中出現高頻交易、程序化的交易。他擔心是否脫離經濟基本面,更容易出現大幅波動,市場亦注意到英國市場發現的「閃崩現象」。

周小川在論壇上發言。

周小川在論壇上發言。

周小川更重要的信息,是警告小心周邊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可能有傳染性,不能掉以輕心。若只以他講消費作重點,這顯然是重點的錯置。若有興趣,可以看看周小川發言的全文︰

我們說今年有什麽特點呢,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也就是說,從雷曼兄弟關閉破產到現在十周年,所以國際上有各種各樣關於十周年的討論。包括這十年中,我們吸取哪些經驗教訓,如何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如果要是發生的話,應該採用哪些對策,特別從十年回頭看要考慮哪些事情做得對,在危機應對方面以及復甦方面哪些做得對,哪些可能做得還不夠好。

第二個特點,由於貿易爭端,貿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戰。全球經濟形勢也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大家都知道最近國際貨幣基金下調了全球經濟增長率,也下調了對明年的預期。應該說全球經濟增長、巨集觀經濟形勢分析是基於多個因素的,有很多因素大家都已經熟悉。這次在討論全球經濟形勢的過程中,大家突出了兩個新的角度:一是不確定性。由於貿易爭端的解決,甚至是貿易戰或者關稅壁壘增強,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預測到它是怎麽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夠準確的估計未來會走向那裡,它也是一場博弈,也是相互之間都看你先出什麽牌,我再出什麽牌,下一步再出什麽牌。這種不確定性導致大家對經濟增長前景感到迷茫,同時對於下一步投資感覺沒有明確的方向和信號。這樣的話,就會使投資積極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響,經濟增長下滑。

那麽在傳統的巨集觀經濟分析中,這一種現象是過去巨集觀經濟分析和數學模型較少觸及的領域,也是對我們經濟金融分析的一個挑戰。

另外一個特點,要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計算當前貿易爭端保護主義可能對全球經濟增長、對具體每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所能夠帶來的影響。我們說一種計算方法,就是說一旦有了貿易戰,一旦有了關稅壁壘,那麽貿易量就會減少。有一些過去能做的貿易就會停下來,或者量會減少。有一些根據比較優勢所做出的投資現在不做了,這個賬是比較容易算的,我們說這是一種表層的賬,或者說算鼻子底下的這一層賬。但更深刻地講,一旦貿易不那麽自由了,投資有了壁壘了,過去生產要素的資源配置所能做的最優配置,現在有些做不了了。過去的最優配置做不了了,就要尋找次優的配置,甚至是不優的資源配置,那麽這種資源配置就會導致整個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從全球來講和具體國家來講,都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放緩和效率的損失。

有意思的是,中國在1992年「十四大」的時候,就開始提出了中國之所以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因為考慮到資源配置的優化問題。從那時候起就開始重視了所謂對資源配置效率的計算,資源配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想當今國際上的經濟分析也會注重這一點,舉個例子來說,比如某發達國家如果是為了就業考慮,重拾過去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生產環節,它必須要把生產要素向這個方向去分配。其中也包括資金,因為有一些生產能力過去不存在了,已經消失了,你還要去恢復它。

當然也可能它是能夠製造一些就業,但是很大可能是一種資源的誤配置。也就是說,最終做下來,最後過若乾年還是體會到它是沒有什麽效益的。這樣的話,就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浪費,或者資源配置效益下降。所以這種分析方式是需要提請注意的,這其中也包括所謂供應鏈,全球供應鏈的分配。在自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條件下,供應鏈的形成,大家在供應鏈多個環節都尋找最優的配合,每一個環節都希望找效益最好、產出最高,品質也好符合市場需求,同時成本最低的可能性。但一旦有了貿易保護主義,有了關稅和投資壁壘之後不可能,有的環節選不了最優的就選擇一些次優連結構,不優的供應鏈結構,這樣就會導致整個經濟增長潛力下退。

大家要擔心當前情況下美聯儲加息問題,世界經濟也存在著新的不平衡。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在美國短期利率提高的同時,美國長期利率,特別是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沒有同步的上升。這個問題現在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我認為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按照傳統的概念來講,當短期利率提高以後,中長期債券收益率也會提高。如果中長期收益率提高以後,可能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會有更多。

比如對於金融資產的價格影響會更加顯著,對於邊際利率會有更明顯的提高,利差也會有所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感覺到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可能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會比想象得更大一些。我們也需要做好這樣的準備。

周小川在論壇上發言。

周小川在論壇上發言。

從全球經濟受影響的角度來看,兩個月前左右,世界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就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問題。也就是大家看到若乾個比較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出現很明顯的貶值,出現資本外流,有些國家通過提高利率等,或者資本管制的辦法來防止現象的惡化。但是不是成功,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說大家可能非常關注的有阿根廷、土耳其、俄羅斯、南非,一般來說他們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原因。俄羅斯可能早一些,從烏克蘭事件以後,那時候就開始出現盧布的貶值。阿根廷,前一段時間才順利解決了重返國際市場發債的舉動,但它歷史包袱很重,但阿根廷出現了非常明顯阿根廷比索貶值、資本外流,同時它的短期利率提高已經用到了非常極致的程度,最開始40%,再50%,現在要到60%的短期利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決這個問題,還是一個疑問,我們也看到土耳其、南非。此外還有一些國家似乎沒有特別明顯的國內因素,但他們也在稍微較小程度上進入了這個行列。這裡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等等。

因此,新興市場匯率資本外流這個問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聯儲利率政策和國際經濟形勢相關,是值得非常明確加以關注的。可能有些國家是由於自己特殊的情況,我們希望這些都是特殊的個例,之間沒有聯繫。但他們終究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些相互影響,我們記得金融危機最怕的事是什麽呢,就是怕傳染。本來一個地方有毛病,如果是個個案,可能也不難解決。但一旦傳染,一旦共振,可能會有更大的危險。而且在共振和傳染的高峰期可能就會出現恐慌,中國也不是世外桃源,我們希望中國的情況和他們不一樣,但要警惕。這一輪新興市場貨幣方面所產生的問題,會不會產生比較明顯的傳染性,會不會對中國也帶來衝擊,我們要做出明確的分析,這樣的話才有更準確的判斷。不管是巨集觀上還是微觀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對策,不能掉以輕心。

我們說從巨集觀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資本外流或者資本流動是聯繫到各個國家儲蓄率問題,所以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那時候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他的一個重要解釋就是,美國之所以發生次貸危機,是因為中國等亞洲國家儲蓄率過高,所以他們有「儲蓄剩餘」,用到了美國,壓低了美國利率,是的美國造成了很多機構用零收付低利率,給買不起房子的人做了房貸,導致了次貸危機。因此我們說,資本流動是聯繫到了儲蓄率的。儲蓄率這個事情也有廣泛的聯繫,和中國也是有密切的關係。亞洲國家普遍國民儲蓄率是比較高的,儲蓄率又分為家庭儲蓄率、企業儲蓄率和政府儲蓄率,大家最關注的還是家庭和企業的儲蓄率。

中國的儲蓄率在高峰的時候曾經達到了差不多50%,現在已經降了好幾個百分點,有可能下降的趨勢還是挺快的,當然下降有一定的好處,表明我們內需的增強。但與此同時也帶來調整,這些調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計。其中一個就是隔代之間儲蓄率的變化,也借助於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費信貸發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過分誘導年輕一代提前消費、借貸消費。這個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金融現象,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一種人口現象,這個可能會帶來重要的影響。

儲蓄率的高低也和國際資本流動和投資趨向有關係。中國之所以在「一帶一路」方面有比較好的作為,很大程度也是由於中國儲蓄率比較高。儲蓄率高,有一些資金投資於國內效率低於投資於國際,投資於「一帶一路」沿岸地區。

因此,我們說資本流動,投資的便利化所帶來的資本流動既有正面的內容,也有負面的內容,也有大家擔心的內容。資本流動可能有價格驅動的,其中也包括比較優勢。也就是說在哪兒投資回報高,在哪兒形成生產能力,就體現出比較優勢的因素。包括我們所說的「一帶一路」中很多合作項目,有很多都是價格驅動的,也都是民營經濟為主的做法。但也有一部分資本流動是信心驅動的,信心驅動的,信心會影響大家對增長的判斷,對於增長潛力的判斷,對投資回報的判斷,以及對資金安全的判斷。

這種情況下,資本流動會產生很多需要關注的內容。剛才提到新興市場的變化,也都是和資本流動背後的動因,以及我們對它們的分析認識是有關係的。我們說全球化所建立的國際經濟秩序和金融秩序,是說我們主張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國際貨幣基金過去也說投資自由化,對資本流動應該盡量的不加以管制。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有一些新興市場受到無辜的負面衝擊。當時美元流動性也短缺,出現很多問題,慢慢大家會重新估計這個問題。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目前對於資本項目的調解,或者說資本項目一定程度的管制,是持有更靈活的態度,認為大家是需要深入研究這個問題。不一定說死了,也不一定說發達國家的模式能夠適應於新興市場,適應於發展中國家。

這是國際金融方面一個重要的內容和現象,但我們也要認識到,我們拿什麽觀點來看待中國呢,也是需要有不同的分析。另外全球來講,在亞洲金融風波期間所形成的所謂「華盛頓共識」以及那時候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觀點,和這一輪全球危機復甦過程中形成的觀點有所區別。對於中國來講面臨兩個方面,相互可能有一定矛盾的選擇。

一個是我們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如何管理好國際收支平衡,管理好資本流動,管理好外匯儲備。但在外國人看來,畢竟中國是外匯儲備非常強大的國家,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所以看法也不一樣。

另一方面,中國面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國際化的機遇說實在也是提前到來的,也是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創造了一個太空。這個太空,就是說當時在危機情況下傳統的硬通貨不太穩定,不斷的出問題,流動性得不到解決,所以我們周圍的貿易夥伴、投資夥伴,當時是從韓國開始,紛紛要求和中國央行之間建立貨幣互換,以及提供流動性和提供穩定、信心的支持。這樣的話,就開始了所謂人民幣本幣互換的過程。而這個本幣互換的過程在人民銀行來講,當時叫做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和投資,提供這個便利。

2014年之後,由中國政府開始采納了所謂國際化的提法,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提法。說實在,這是一種順勢而為的做法。對於一個只有少數新興市場大國的貨幣未來有可能真正實現國際化,而國際化的要求是貨幣能夠自由使用,可兌換程度相對較高,當然不一定說百分之百,但使用的自由程度要比較高。否則大家用你作為國際貨幣的替代品,大家也是不會太認真考慮的。而且這個也不是一個強製的過程,也是市場參與者自己選擇的過程。

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接受人民幣進入IMF的一攬子貨幣,特別提款權「一攬子貨幣」以後,等於也是在全球不斷觀察人民幣自由使用的程度、可兌換程度的提高。當然也關心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性,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更好地平衡我們對於資本流動的管理和人民幣國際化之間的選擇。

全球一個新的現象,應該說從本世紀,大概05、06年以後,美國開始使用金融製裁的手段。當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也曾經有很多各方面製裁,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但過去不怎麽用金融的製裁,最近十幾年開始逐漸出現所謂金融製裁。金融製裁以後,也會對於全球交易貨幣的選擇、儲備貨幣的選擇,以及對資本流動管理都帶來新的挑戰。

這些都是一些新的現象,今年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是WTO改革。因為中國習主席多次講到,特別是在去年達沃斯講話中講到,中國是堅持多邊主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主張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秩序。同時,我們也支持WT0爭端解決機制,貿易就不可能沒有爭端,有爭端必須有一個合理的爭端解決機制。

今年以來,看到全球各種論壇上的聲音都在說,大家對WTO工作效率還是有所擔憂的,也知道多哈回合搞了這麽多年到現在都沒有結果,因此WTO改革的呼聲在不斷提高,同時也進入各種國際論壇的角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方面加緊研究。同時我們也明確的認為,WTO的改革不要是個別哪些國家的聲音說了算,必須是多邊的討論、多邊的共識和多邊的決議來完成WTO的改革。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和WTO改革密切相聯繫的金融界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主義是什麽。我們說目前來講,它還是IMF(國際貨幣基金)、FSB(金融穩定理事會)和BIS(國際清算銀行)為主的,在研究制定討論新的規則。包括銀行業《巴塞爾3》,還包括許多指標。

這些多邊規則的制定,一般來說都是向G20匯報,經過G20長官的認可。因此,我們也可以從WTO的狀況及其改革,影射到金融界的規則制定、爭端解決和全球化進程所面臨的類似問題。

最後我想說一點,在很多論壇和會議上都強調,我們要避免下一次危機,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有人說,我們有可能還正在面臨越來越大的概率,會有下一輪的危機,說法不一樣。最新的觀察,說除了危機,有一些過去所共同面臨的原因和觸發,諸如高通貨膨脹、國際收支不平衡,諸如資產泡沫以外,大家還關心兩件事:一個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經過十年左右的QE(量化寬鬆)之後,全球流動性相當充裕,相當泛濫,這樣促使資產價格有異常的現象。這個異常越大的話,它調整的風口越大。因此對於資產價格調整,大家是非常警惕,也把它看成是觸發危機的一個因素。

再一個是科技的發展,特別是金融科技FinTech,陸克文先生專門談到了。一方面是許多金融服務領域提高了服務效率,改進了效率,改進了供給。但同時也有一些活動會出現新的挑戰,有可能遊走於現有監管之外,有可能有新的風險。有可能金融科技大大提高了交易的頻率,我們在一些資產市場中明確出現了所謂高頻交易、程式化的交易。而這些內容大家擔心它們是否在某些程度上會脫離經濟基本面,是否更容易出現一些大起大落。大家也注意到英國市場上所謂發現的「閃崩現象」,也有人估計新科技的出現帶來的風險也需要大家加強分析研究,加以警惕。

對於亞洲國家來講,我們有一個好處是20年前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波,在亞洲金融風波中有不少經驗教訓。有些經驗教訓並沒有得到非常認真和徹底的思考和總結,但是多多少少亞洲國家在亞洲金融風波之後都做了不少的自我調整。這些調整使得我們在這一輪金融危機中受到的風波相對較小,從亞洲國家來講,可以把亞洲金融風波和2008年這一輪金融風波經驗教訓結合在一起來進行深刻的思考,從而使我們能夠有效的防範下一輪經濟危機,特別是金融危機。

我就在這裡為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國際經濟形勢和挑戰方面的若乾議題和思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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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所為何事?

2024年04月18日 11:52 最後更新:12:13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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