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4日，事態嚴重化了。這天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四人幫」倒台前的最後一張集體照（資料圖）
所謂「梁效」，也就是“兩校”的諧音。“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這兩個大學的“大批判組”，是受「四人幫」及其手下的幹將直接指揮的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喉舌，人稱「幫喉舌」。從這「幫喉舌」開張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製了二百一十九篇「幫文」。
這一回，「幫喉舌」在《光明日報》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寫道：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是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的戰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本來，篡改毛澤東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幫」，這篇「幫文」卻顛倒黑白，矛頭指向華國鋒，聲稱華國鋒“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這篇「幫文」還殺氣騰騰地寫道：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不言而喻，這「修正主義頭子」，指的就是華國鋒。
這篇「幫文」見報的當天清早七時，正在熟睡的華國鋒被秘書喊醒，告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騎自行車趕來，有急事報告。
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就是把剛剛出版的《光明日報》送給華國鋒。
華國鋒一看「梁效」的這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便明白「四人幫」已經箭在弦上。
李鑫還報告一個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幾個人在釣魚台吃飯，把他也請去。席間，江青問起毛遠新，從東北調來的部隊已經到達哪裏。
由於李鑫在這關鍵時刻向華國鋒通風報信，所以後來李鑫受到華國鋒的重用。
關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時曾出過力，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也曾這樣談及：
「在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併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為。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註：吳江：《十年的路》，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2月第2版，第9頁。）
華國鋒立即給葉劍英打電話，說是有要事商量。
其實，葉劍英雖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經接到部下的電話，報告今天《光明日報》上的異常動向。
於是，在這天夜幕降臨之後，葉劍英驅車前往北京城裏東交民巷新八號院子。那裏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處，如今華國鋒住在那裏。
葉劍英在這關鍵時刻，趕來會晤華國鋒。
本來，華國鋒是想過了10月9日--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忌日之後，再對「四人幫」動手。可是，《光明日報》上的「幫文」表明，一場惡鬥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葉劍英以為，必須「快打慢」。
歷史的車輪畢竟無法逆轉。「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了十年，「四人幫」氣數已盡，瀕臨覆滅的時刻了。
「輿論總管」在覆滅前夕，一邊指令全國各報轉載《光明日報》在10月4日發表的「幫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邊又在一篇經他三次審改的更惡毒的黑文上，寫了如下「批示」：
「10月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見報。」
可是，這一回「輿論總管」的指揮失靈了。10月8日，《人民日報》並未在頭版頭條發出那篇文章。
因為就在姚文元寫完那條「批示」不久，一副鋥亮的手銬，咔嚓一聲，銬在他的手腕上。
那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
馬天水滿心狐疑飛往北京
1976年10月7日，當勝利的曙光照耀著華夏大地，人們從睡夢中蘇醒，還不知道中國這艘巨輪已駛入新的航程。
葉劍英和他的戰友們不露聲色，因為在這個時候燃放慶賀的爆竹尚為時過早。
他們把目光投向上海--這座尚處於「四人幫」餘黨手中的中國最大的城市。
台也如此，沒有透露半點風聲，誰都不知道6日午夜爆發的那樁驚天動地的壯舉--儘管在逮捕「四人幫」之後，北京衛戍區部隊已順利地接管了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公安部。當年“楊、羅、耿”兵團的那個“耿”，即耿飆，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攤子輿論機關，但在輿論上仍保持沉默。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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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研讀經典追求真理
出身貧苦農民家庭的彭真，由於家境貧寒，12歲才上私塾，18歲進入小學五年級學習，在中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學生領袖，走上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樸實恆毅的彭真深感學習的重要和知識的寶貴，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深入調查研究，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屈不撓地為追求真理、堅持真理、服從真理、維護真理進行不懈奮鬥，為黨和國家事業作出了非凡貢獻。
書箱隨行 以理服人
1924年，晉南臨汾地區的黨組織辦了「新生報」和「新生社」，但其中很多青年對革命理論懂得並不多，思想比較混亂。太原黨組織派彭真去做工作，彭真找來了一箱子關於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書籍，對青年們說道：「我們現在選擇道路，不光是為咱們幾個人，是要給山西廣大青年選一條出路，選錯了是要負責任的。於是他們安靜下來，我把書給了他們。他們看了書後，才如夢初醒，大多數人表示贊成馬克思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彭真用馬克思主義教育青年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嘗試。從此之後，彭真更加積極自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並養成了堅持讀書的好習慣，和書交上了朋友，不管走到哪裏都帶著書，有空就學，有機會就宣傳，向工農群眾特別是青年宣傳黨的主張。1929年6月，彭真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時，由於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在獄中他組建黨支部，組織難友學習馬列主義，同反動當局作堅決鬥爭。新中國建立後，彭真經常在北京和到外地進行調研。每逢離京外出時，他總要帶上必需的書籍、中央有關文件等。有一段時間，他還是用解放前的老辦法，把衣物和書籍混在一個箱子裏，後來書越帶越多，主要是增加了經濟建設和法制建設方面的書，就專門用一個皮箱裝書。他的老警衛員李志玉看到用老辦法帶書，已難以滿足首長的需要了，就找木工師傅商量，做成了一個木質的攜帶型書架，平放著像一隻大箱子，打開立起來，就是一個小書架，雖然搬動時比較重，使用起來卻很方便。這個書箱，彭真用了很多年，至今還完好地保存著。
研讀經典 批駁謬論
1935年彭真出獄後，繼續從事地下鬥爭，他託人買了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如獲至寶，隨身攜帶，認真鑽研。在延安時期，彭真讀了大量毛澤東的書，《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彭真反覆讀過多遍，學習毛澤東如何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後，彭真重新學習《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經典著作，經常深入基層調研，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說明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的關係。彭真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革命的，不斷完善、不斷發展，把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1988年彭真在山東煙台工作期間，經常組織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學習馬列經典著作，每天堅持學習半天，彭真負責點題、解釋重點，並講解如何聯繫實際。他反覆強調，馬克思主義要在實踐中發展，改革開放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二者相得益彰，絕不能把他們對立起來。面對全面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自由化思潮，彭真旗幟鮮明地指出：「對毛澤東同志，應當全面地來看。所謂全面，就是歷史的全面，現在的全面和未來的全面。」當時有一種觀點，說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改革開放；搞改革開放，就是反對馬列主義、「非毛化」。針對這種謬論，彭真借用《共產黨宣言》中的唯物史觀進行極力駁斥。彭真說道：「我們搞改革開放也是為了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搞馬克思主義60多年了，現在有人說幾句‘過時’了難道就能迷惑我們嗎？馬克思主義是不會過時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當成僵死的教條，是錯誤的；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正確性，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更是錯誤的。」「既要堅持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保我們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下去，使我們的國家強盛起來」。
不屈不撓 堅持真理
彭真常說：「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在北京工作期間，彭真強調：「要正視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老老實實，對就對，錯就錯，有多少就說多少，這是共產黨人的本色。不要瞎說，不要掩蓋缺點和錯誤，更不要文過飾非、諱疾忌醫、報喜不報憂。」他經常講工作作風要紮實，報告工作成績要實事求是，有錯誤就認真改正。他在階級鬥爭中、政治鬥爭中，敢於講明自己的觀點、敢于堅持真理，這是彭真高尚品格的表現。1965年，彭真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講話時指出：「要區別政治問題和學術、藝術問題。學術、文化、藝術方面的批判，要使我們的學術、文化藝術繁榮起來，不使它蕭條。」「真理要受實踐檢驗，一切人，不管誰，都應該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彭真敢於這麼講，證明他是一個有膽有識、堅持真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彭真監禁、坐牢9年，流放3年多。在失去自由的日子裡，彭真始終沒有放棄讀書學習。在秦城監獄裏，他看的書上畫了許多重點標記，五顏六色。當時條件艱苦，沒有紙墨，彭真就把裝牙粉的小紙袋撕成細條，咬碎了米飯或饅頭渣粘上去做標記，所以書頁上的重點部分是鼓起來的。在長達13年蒙冤的時間裡，彭真一直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頑強的鬥爭，無論多大的磨難、多大的冤屈，都動搖不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都泯滅不了他對真理的追求。
